第72章（1 / 1）

因此出现一个生产线在外国，产品都是合格的，在中国产品百分之二三十是不合格的，因为外国进入电子工厂的酸，浓度在几十年内，浓度变化在一定体积下低于千万分之一，偏移是千万分之0。01，中国可能是七月偏移千万分之0。02，八月千万分之0。005，十一月千万分之0。015，结果中国人造出的电阻不同批次的电阻，误差率就相互不同，品质不稳定。因此他的产品也不稳定，原因是整个社会就不稳定，不精密。精密需要组织。

鲁迅开始要医治人的肉体，后来他转为医治人的精神，我开始想学技术，科技，改变中国的落后，经过近十年的工作经验，觉得中国缺乏的不是工厂和技术，而是缺乏有力的，坚持的信仰组织，还有社会组织。

反思改革，为什么说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改革

一、市场化误导了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方向

八十年代时，教育、医疗、住房、交通、金融还都是在计划体制中，国营企业还占生产的绝大部分，对外开放还刚刚开始，外来投资和商品都不能自由进入中国市场。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中，引进市场成份，引进竞争机制，可以产生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取得公认的改革成就。这时，市场的积极作用明显，而受计划框架约束，消极作用不容易发挥出来。相应地，主流还主要起着积极作用。但到八十年代末，主流已经犯了一次重大错误。出于对市场机制的迷信，他竭力倡导放开市场、放开物价，结果导致八八年至八九年初的猛烈的通货膨胀。这是八九事件的诱因，也是九十年代初期三角债的根本原因。

为经济学家本来应该懂得，三角债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中国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怎样摆脱生产过剩？正确的方案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消化八十年代末期经济“大跃进”制造的过剩生产能力。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已经开始作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已经出现。但是，市场迷信者并不这样考虑问题。当时，经济学刊物的意见高度一致，认为生产过剩不是市场机制的内在特性，而是投资主体没有市场化，投资者患有“父爱病”，得了投资饥渴症。所以，消除三角债的根本出路在于国有企业私有化，造就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对于形成这种舆论，主流经济学家劳苦功高。这样，一方面可以摆脱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推进市场化。这就像医生用错了药，小病治成了大病，他说不是药方的错误，而是你本来就有大病。现在，通过用药，大病暴露出来了，这是我的功劳，不是我的责任。继续用这个市场化的药方治，病一定能好。主流经济学家就是这样不顾病人死活，迷信自己药方的庸医。

果然，推进市场化，特别是把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化，塑造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用“产权明晰”论斩断预算软约束的“父爱主义”黑手，国有企业用小卖大股的方式私有化，逐渐地成为现实政策。结果是1992年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经济迅速泡沫化，政府不得不再次紧急刹车。但是，生产过剩更加严重，以致不得不用砸锭子等方式来销毁过剩的生产能力，并导致了国有企业大面积的破产下岗浪潮。这实际上是1988年决策错误的再版。领导固然有问题，但利用并放大领导的错误，摇旗呐喊、火上浇油的又是谁呢？难道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吗？

1994年以后，内需长期不振。作为经济学家应该懂得，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仍然是释放过剩生产能力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确途径。但是，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加大干预市场经济的力量，与主流经济学家所迷信的市场化方向不符。怎么办呢？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求助于外资，求助于国际市场。为了吸引外资，不惜放弃对外资的种种限制，甚至不再要求“以市场换技术”；为了扩大出口，不惜无条件加入WTO，让弱小的本国企业直接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极大地压缩了各类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或听其依附于外资，却美其名曰“鲶鱼效应”。最重要的是，大幅度降低汇率，使国家财富整体大幅度贬值，从而大大降低了外资的投资成本，强力推进了出口。1994年是中国放弃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而甘愿沦落为世界打工厂的转折年。对此，主流经济学家当然应该负更加主要的论证和鼓吹责任，他用比较优势论欺骗国人，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中国应该老老实实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老老实实地做世界加工厂，国际打工仔，千万不要幻想赶超，幻想自主创新，当心落入“创新陷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中国经济也卷入了危机。内需不振，外需不足。怎么办？仍然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速产业升级换代。可是，这些都是硬功夫，政治阻力大，见效慢，不符合市场化的方向。于是，财政、金融、出口一起上，力争1998年的经济实现8%的增长，即所谓保八。财政上，国家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花下一届政府的钱；金融上，以住房市场化带动大笔银行资产投产房地产业，银行贷款给开发商建房，又贷款给消费者购房，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在扩大出口、吸引外资上，则是加入WTO，给外商超国民待遇。就在这一年，按照市场化的思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了，招生扩大了，学费猛增了，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了。与此同时，国有银行商业化了，银行从最需要帮助的落后地区撤销了五千家分支机构，裁减了大批职员，迅速拉大了银行内部的工资差距，一线职工的收入大幅下降，但银行的呆坏帐却迅速增加。

结果是，经济的确增长了，出口的确扩大了，外商的确来华了，外汇储备的确猛增了，财政收入也增长了，但是，中国果真成了世界打工厂了，果真放弃了独立的技术和工业体系，成了跨国公司的附庸了，甚至连本国商业都被外资商业主宰了。中国对外资和世界市场的依赖度极大地加深了，相应地，中国在外交上的自主权则削弱了。外经贸部或今天的发改委不得不应付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外交部忙着处理各式各样的西班牙烧鞋事件。

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在房地产业。开发商、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做市，房价迅猛上涨，普通工薪阶层买房无望，空置面积急剧扩大，房价却被炒作至天价，房地产业迅速泡沫化。房地产业奇怪地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拉动了钢铁、水泥、能源等相关产业的价格上涨，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一旦泡沫破裂，中国经济就可跌入萧条的冰窟窿，甚至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一切，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就没有一点感觉吗？

作为普通民众，教育市场化意味着上不起学；医疗市场化意味着看不起病；住房市场化意味着住不起房；国企改革意味着买断工龄，千百万职工的几十年的血汗积累转眼间落入个别“企业家”的腰包。对于这一切，影响政策的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可以推托自己应负的责任吗？正是这一切，而不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使主流经济学家的“良心”形象向“王八蛋”转化。

二、金蝉脱壳——“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解剖

主流经济学家真的不知道彻底市场化带来的种种恶果吗？真的那么相信“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吗？恐怕未必。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不了解频频发生的矿难吗？他不知道农民工的工资20年未涨吗？他不知道6000万职工下岗吗？他不知道上不起学、生不起病、住不起房、打不起官司的现实吗？他不知道人们可能会把这一切“归功”于市场化吗？他知道。但是，他使了个金蝉脱壳计。他说，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坏的市场经济，而他所提倡的则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所有一切积极的、正面的市场化效应，都归主流经济学家；所有一切消极的、负面的市场化效应，都与他无关。

且慢。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知道，主张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斯密或哈耶克也都要求保留一个守夜政府，一个最小限度的保证兑现契约的法治政府。所以，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英法早期的野蛮资本主义。正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工时不断延长，工作条件日益恶化，失业率日益上升，经济危机一轮轮爆发。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英国的宪章运动，导致了美国的芝加哥大罢工，导致了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使拥有垄断技术、垄断资源、垄断地理位置等各种垄断优势的企业可以对消费者巧取豪夺，获取巨额暴利，从洛克菲勒、摩根到比尔?盖茨、李嘉诚、任志强，都是这么干的。

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会说，那是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好的法治哪里来？是斗争出来的。正是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巴黎公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劳联产联，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取消童工，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提供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提供免费教育，提供低费或免费的医疗，提供廉租房或低价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