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1 / 1）

若说这是某种逃避，那么它的好处就是可以一再重复。像打《罗马复兴》一样，要是你的国土被敌人占领了，那么领着几个农民跑吧，跑到偏僻处，一面等待敌人的双头马们赶来的可怕时刻，一面听听鸟叫。

当我们还是理想主义者时，因为那时光不停地消逝，我们会感觉自己是庞大牢房中的囚徒。那时我们还有少年时代的忧郁面容，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可笑的徒劳。可是在经济学作为解读世界的一种方式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代，有关内心的一切冲突，就忽然之间变得平淡了。

我想这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我和我的同代人的故事，甚至不是一个有关年龄的故事。我相信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进程。21世纪，受到时代的价值观的影响，各种年龄的中国人，像夏天的芒果一样，无论大小，一起成熟起来。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第五部分】

@墙角见吧，无尾犬

上大学时，我读过《献给艾斯美——既有爱情又有凄楚》，里面那个叫艾斯美的小姑娘就像冻雨之夜的火苗。我也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讲的是一个永远的正太的故事。毕业后我读了《九故事》，关于形式感，这就叫珠玉在前吧。后来我又读了《弗兰妮和祖伊》，最初觉得我自己挺像祖伊，等弗兰妮的戏份够多了之后，我发现我更像弗兰妮。塞林格笔下的人物总是聪明的、孤僻的和非常有礼貌的，哪怕满嘴“他妈的”和“混账”的霍尔顿，也是个礼貌的孩子。

我觉得这其实带点儿高能孤独症的趋向。我就想，看来有一天我也可以写一本这个类型的小说。

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跟着别的孩子在街上乱跑，看到了我姥姥，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跟她很有感情，可是我看到了她，心里很想跟她亲近，行动却南辕北辙，一言不发就走掉了。我姥姥就很伤心，我也很伤心，理由是一样的：这孩子，姥姥对他那么好，他怎么连人都不叫呢？

这是我的童年生活的缩影。我恐惧于跟人打交道，不知道如何开口，也不懂扑到亲人的怀里去讨人喜欢。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平常的，可在行动上却无比困难。我总是一个人玩，可以整天都不开口。我还特别容易羞愧。像别的小孩一样耍个把戏，逗人一乐，我觉得不好意思。直到现在，在KTV里看到有人表情生动得过分地唱歌，我都会挪开眼神，因为我会设想我是他，然后就甚为羞愧。我很是悲哀地想，我这辈子大概是干不成性骚扰之类的有趣的事了，因为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塞林格小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我猜，他笔下的人物幼时大致如此。

这种人长大了，就会跟人多有纷争，跟亲近的人相处也有困难。有一回，我只好向女朋友解释说，有一只狗，总跟别的狗打架，因为它没有尾巴，别的狗们见了面都摇尾巴，意思是，我们友好相处吧！它见了别的狗，心里也想着，Nice to meet you！可是它没有尾巴可摇，别的狗就咬它，它也只好咬回去。我就是这只无尾狗，你觉得我不友好，可是你不知道我因此活得好辛苦啊。

你知道，女人嘛，听了这个故事就感动得泪水涟涟，要把我抱在怀里安慰一番。我自然暗自得意，我小时候固然是一条无尾犬，可如今这么会编瞎话，可见已经有了好大的一条尾巴。

其实对我这样的人，通常的要求都是可以的，但是对塞林格这样的人，就不可以常理度之。我看过《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有个年轻女孩去找老年的塞林格，跟他上床，然后写书说他如何对她不好。还有个年轻姑娘去找老年毕加索，跟他上床，然后也写了一本类似的书。我就想，你们还想怎么样呢？想得到这样的人的爱真是痴心妄想，他们的爱不敷自己使用。

艾斯美是谁？菲苾是谁？弗兰妮又是谁？我看都是塞林格自己的某个部分。这不是文学考证，但是我很有把握。小时候我深以自己没有锡兵为憾，可是我有塑料兵，我就把它们摆成一排，前进、卧倒、射击，敌人的坦克来了，它们从容赴死，我就潸然泪下。这些塑料兵是谁？每一个都是我自己。我上过战场上吗？没有。塞林格见过他那个级别的美与温柔吗？我看也没有。

也许你会说，你这都是拿你自己来猜测塞林格，你算哪根葱？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有那么一块葱田，上面长了大葱，就是塞林格，也长了小葱，就是我。我没长那么大，不能包饺子，是我的错。可是你说我不是葱，就只能怪自己太不晓事，难道你是茄子，别人就都得是个茄子吗？

J.D.塞林格前几天死了。生的孤独是吉光片羽，死的孤独却将永恒。《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卖了3500万册，说了3500万次同样的话：人不叛逆枉少年。我觉得这都能算是普世价值了。真是无尾狗的心声。我不算是塞林格的粉丝，将来在天堂的墙角遇见，也不会找他签名。我们葱不喜欢互相联系。可是我们知道，生活不仅是搏杀，生活还可以是在战栗中诉说着无望的美梦。

@晚餐杀手

偶尔我会跟一些不大熟悉的人共进一顿中产阶级式的、有文化的晚餐，然后我就会第一万次地发现中国是个巴别塔，而我就生活在它的脚手架上。大致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为人坦率，这常常就是小麻烦的根源。比如有人会信口开河：“中国人压根就没有民主素质。”—还别以为这种事不常见，以我的经验来看，十个手握鸽蛋大的权力或者家产超过可怜的20万美元的人里有九个会这么说—我就会忍不住接口：“你有没有想过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呢？”然后我会一直说上两分钟，接着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我说完之后大家附和地哈哈一笑，继而陷入瞬间沉默，人们的表情在说：啊，他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有兴趣呢？

我想的却是：真该死，他们是哪种人类，怎么会对严肃的事情没兴趣呢？我觉得一个人对于社会问题有那么一点儿兴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否则难道只关心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吗？这就是巴别塔上的情形：我跟他们坐在同一张餐桌旁边，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来说，有些人会比别人更热爱生活一些，他们喜欢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觉得各种较劲都不是太有意义；另一些人则比前者更热爱真理一些，他们对于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种癖好，又不觉得精致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前一种人会嘲笑后一种人是愤青或者书生气，后一种人则会认定前一种是目光狭小者或者异化者—这后一种定义，其实正是中产阶级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的巴别塔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并不觉得这种相互的隔膜应该弥合。如今人们常常叹息说：“每个人都是座孤岛。” 这当然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孤筏重洋，不胜战栗地面对这个存在了亿万年的世界，可是在原句中，约翰?邓恩的意思恰恰相反：“No man is an island.”

问题是，这两种人尽管大不相同，交往起来又龃龉颇多，却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相似的位置。这个发现源于某一天，我认出了那种由我自己引发而弥漫在餐桌上的那种“拉夫烈茨基尴尬”。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时看过的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里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蛮有涵养，可是因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种恼人的毛病：面对蠢话绝不妥协，非得争个是非黑白不可。这样一来，虽然他友善又容易沟通，还是被看作是狂热分子或者怪人。他到处寻找和推广拯救祖国的妙方，内心受到无数的煎熬，最终怎么样呢？他发现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别人很是尴尬。别说俄罗斯人民不理解他，连他喜欢的姑娘都觉得他太古怪。至于他的改造祖国的理想、对农奴的悲悯、对悲惨现实的义愤等等，理所当然，屁用都没有。

这种人就是彪炳文学史的“多余的人”。有趣的是，除他这一类之外，还有另一种多余的人，就是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那一类，他们是个人主义者，更多地考虑个人享受，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狭小天地中。换言之，他们跟我在晚餐时遇到的那些家伙差不多—敢情话不投机了半天，我们大家还是一路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废物点心，即便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有漂浮感，那么你就是多余的人。

我每天都漂浮得像一只热气球，并不觉得自己的多余有多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可是我又觉得，倘若各种有社会理想的人都多余着，就是大大不妙的事情。谁都明白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尽善尽美，可是一者不改变也能活着，再者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不改变也似乎活得不错，倘若很多人都认这个理，倒也可得片刻安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处就会有一顿本该风趣又亲切的中产阶级晚餐。不妙的是，他们恰巧邀请了我，我既不认这个理，又无耻地不担心让别人感到尴尬——于是晚餐杀手又来了。倘若我们的当代生活是一顿晚餐，那么这正是我的角色。

@冷火

孙处长是我的大学同学，在股票市场发轫时期因为梦话说得好而闻名遐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