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1 / 1）

我读克鲁泡特金的作品时，我必须承认，所受到的震撼大过于任何读过的文学作品。他竟然把文学当作现世之中一种可以自我砥砺的忏悔录形式在书写，一直到现在，我偶尔翻出他的作品仍然感动不已。

他在《面包与自由》中写到，他相信总有一天，面包不会再垄断在少数人手中。

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不难吧！」但对当时俄罗斯的穷人、农奴而言，面包的分享是一种奢望。然而，更大的奢望是克鲁泡特金的第二个主张「自由的分享」，他希望美、诗歌、音乐也能让所有的俄罗斯人共享。如果你看过高尔基写他的母亲做着粗重的工作，还要忍受丈夫穿着皮靴拳打脚踢，就会知道俄罗斯的社会阶级分明，穷人与妇人地位之低下，宛如动物，连民生需求都无法获得满足，哪有可能分享诗歌、音乐之美？简直是梦想。

没错，就是梦想。革命者自己营造出来的乌托邦国度，多半是现世里无法完成的梦想，总是会受到世俗之人所嘲笑，因此他是孤独的。

克鲁泡特金晚年流亡瑞士时，完成自传体着作《一个反叛者的话》，他称自己是「反叛者」，他反叛阶级、反叛国家、反叛宗教、反叛家庭、反叛伦理，他反叛一切人世间的既定规则，企图回复单一个体本身做一切的反叛。每次看完《一个反叛者的话》－－克鲁泡特金最后一本着作，我的眼前就会出现非常清楚的革命者的孤独感。

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想，很多人都无法接受，我将革命者定义成为「某一种程度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吧。

《史记》里有两个个性迥异的人物：刘邦和项羽，你读这两个人的故事会发现，刘邦的部分真是没什么好读的，甚至有点无聊。但刘邦真的是这么乏善可陈吗？不然，是作者司马迁对他没什么兴趣，因为他成功了。作为一个历史的书写者，司马迁对于现世里的成功者其实是不怀好感的，这里面不完全是客观的对错问题，而是主观的诗人的抉择，他选择了项羽作为美学的偶像。所以我们今天看《霸王别姬》，不管是电影或戏剧，都会为霸王在乌江自刎、与虞姬告别而感动，它根本就是一首诗。

我们不能确定历史上的楚霸王是不是真的如此浪漫？可是，司马迁成功地营造了一个革命者美丽的结局和孤独感，使得数千年来的人们都会怀念这个角色。

这是不是就是文学的职责？文学是不是去书写一个孤独者内心的荒凉，而使成功者或夺得政权的那个人感到害怕？因为他有所得也有所失，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们从这个角度解读《史记》，会发现司马迁破格把项羽放在记载帝王故事的〈本纪〉中并且在最后「太史公曰」中暗示「舜目盖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将项羽与古代伟大的君主舜相比。最精采的还是司马迁写项羽的生命告别形式，诚所谓「力拔山兮气盖世」，把项羽的性情都写出来了，完全是一个美学的描述。

我想，刘邦在九泉之下读到《史记》，恐怕也会遗憾，他赢得了江山，却输掉了历史。后人怎么读《史记》也不会喜欢刘邦，却会对项羽充满革命孤独感的角色印象深刻。

从严格的史学角度，我会对项羽的直实性格产生怀疑，但项羽的英雄化正代表了司马迁内心对孤独者的致敬。所以，你可以看到《史记》中所有动人的场景，都跟孤独有关。

例如屈原，当他一切理想幻灭，决定要投汨罗江自尽前，「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回复到一个诗人的角色，回到诗人的孤独，然后渔父过来与他对话。我不禁怀疑谁看到憔悴的屈原，又是谁看到他和渔父说话？是渔父说出来的吗？然而，我们读《史记》时不会去追究这个问题，因为美超越了真假。我们愿意相信屈原就是「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一个孤独革命者的形象。

《史记》里还有一个非常美的画面，是关于荆轲。荆轲为了燕太子丹对他的知己之情，决定要去行刺秦王，而他也知道当刺客是一去不回的，所以在临行之时－－司马迁真的非常善于书写孤独者的告别时刻－－所有人都是穿白衣素服来送行，送到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这里依据大陆作家张承志的考证，「筑」是一种失传的乐器，据说是一片薄薄的像板子一样的东西。高渐离把铅灌注在筑里，拿筑去行刺秦始皇。

在告别时刻，高渐离击筑发出高亢的声音，然后大家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是生前的告别，人还活着却是死亡的形式。

不论是项羽、屈原或是荆轲的告别画面，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革命者孤独的出走，而他们全成为了美学的偶像。相对地，刘邦、楚怀王、秦始皇全都输了。我们可以说，司马迁是以《史记》对抗权力，取得权力的人，就失去美学的位置。这部书至今仍然有其地位和影响力，未必是在历史上，更可能是因为一个人的性情和内在的坚持。

革命者等于失败者？

因此再思考「什么是革命孤独？」的问题时，我会把革命者视为一个怀抱梦想，而梦想在现世里无法完成的人。梦想越是无法完成，越具备诗的美学性，如果在现世里梦想就能实现，那么革命就会变成体制、变成其他的改革，而不再是革命。

今天在我这样的年龄，回想大学里诗社的朋友，毕业之后，此去艰难，每个人走到不同的路上去；有的人从政做官，也有人继续在南部村落里教书，相信他当年相信的梦想。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要写《史记》，那么我的美学偶像会是谁？一个社会里，当人性的面向是丰富的时候，不会以现世的输赢作为偶像选取的依据。就像《史记》里，动人的都是现世里的失败者，项羽失败了，屈原失败了，荆轲失败了，可是他们的失败惊天动地。

《史记》里还有另一种革命的孤独，迥异于政治革命者，我要说的是卓文君。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新寡的女子遇到心仪的人，在社会道德体制的规范下，她是否有条件或被允许再谈一次恋爱？这在今天都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司马相如看到新寡的卓文君，没有想到要遵守什么体制礼教，只觉得她真是美，就写了〈凤求凰〉去歌颂她。霎时，卓文君被打动了，发现她还可以再去追求生命里最值得追求的爱，但也因此，她必须对抗她的父亲卓王孙。

卓王孙是四川有名的富豪，就算要改嫁女儿，也不可能让她嫁一个穷酸小子，所以他先是搬出礼教教训卓文君，并且警告她如果一意孤行，家产一毛都不会给她。

我们提到革命的孤独都会联想到政治，但真正困难的革命往往是道德的革命、礼教的革命。我将卓文君视为一个革命者，就是因为她听到父亲的威胁后，当场与父亲决裂，和司马相如私奔。最厉害的是私奔也不跑远，就在爸爸家门口当鑪卖酒，直是把爸爸气死了。《史记》里还写到：「相如身自着犊鼻禈」，「犊鼻禈」是有点像丁字裤的衣着，因为是卖酒的劳动阶级了，穿着当然不可能太漂亮。

卓文君所进行的革命，恐怕是比项羽、荆轲更难的。我们看到男性的革命者总会以决绝的姿态出走，情绪非常悲壮，得到许多人的认同；而女性的革命少了壮烈的气氛，却是加倍困难，因为捆绑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远多于男性，当她要颠覆所有的礼教、道德加诸在她身上的束缚时，是一场伟大却不容易被理解的革命。

所以，我觉得司马迁真了不起，他为这个文化找到许多出口。今日我们还在议论一个女人的贞洁，表示我们都不如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他没有用道德议论卓文君，他用真正自我的出走去歌颂这个敢做敢当的女子，至于「敢做敢当」是对或错，是她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很多人说司马相如最后还不是变了心，而嘲讽卓文君「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可是我认为卓文君对她自己的选择清清楚楚，这就是一个革命者，而革命者不管承担的是政治的压力、道德的压力，都无怨无悔。

那么，为什么革命者都是失败者？为什么不把「革命者」这个角色给成功的人？因为成功的人走向现世和权力，在现世和权力中，他无法再保有梦想。

我观察当年在我家里喝酒唱歌的朋友，当他变成政府高层之后，很多的考量都不再是出自于梦想，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该和他保持一段距离了。其实我对他有同情，我知道在权力当中，人不见得完全没有梦想，但他的梦想必须收敛，讲得好听一点，就是「务实」，讲得难听就是没有梦想了，也不再是诗人了，更不会再高声歌颂聂鲁达的诗。

完成美学的诗需要孤独感，可是现世的繁华难以保持孤独感。所以我说「革命者」是现世的失败者，因为他们没有成功而保全了革命的孤独。

自己无法控制的状态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古今中外许多令人怀念的革命者都是诗人。我想这是因为诗人一直在追求激情，当他发现写诗不如革命激情时，他就去革命了。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到好多这一类的人，屈原是一个例子，他的诗写得极好，〈九歌〉、〈离骚〉是用文字在写诗，当诗人的孤独发展到极致时则是用血泪写诗，所以屈原和托尔斯泰一样，写得最好的一首诗，是他在最后出走前的告别。

近代有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汪精卫，他在十七、八岁时，梦想着中国的改革，所以他去刺杀慈禧太后、刺杀五大臣，后来事泄被捕，在狱中写了一首诗，末两句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