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1 / 1）
我数学不好，无法做比较。可是我相信，如柏拉图的寓言，每个人都是被劈开的一半，尽管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哲学，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但孤独绝对是我们一生中无可避免的命题。
「我」从哪里来？后面我还会谈到伦理的孤独，会从中国的儒家文化谈起。儒家文化是最不愿意谈孤独的，所谓五伦，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都是在阐述一个生命生下来后，与周边生命的相对关系，我们称之为相对伦理，所以人不能谈孤独感，感到孤独的人，在儒家文化中，表示他是不完整的。如果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那么在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里，都不应该有孤独感。
可是，你是否也觉得，儒家定义的伦理是一种外在形式，是前述那种「你只能找一次，不对就不能再找」的那种东西，而不是你内心底层最深最荒凉的孤独感。
「我可以在父母面前感觉到非常孤独。」我想这是一句触怒儒家思想的陈述，却是事实。在我青春期的岁月中，我感到最孤独的时刻，就是和父母对话时，因为他们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而这并不牵涉我爱不爱父母，或父母爱不爱我的问题。
在十二岁以前，我听他们的语言，或是他们听我的语言，都没有问题。可是在发育之后，我会偷偷读一些书、听一些音乐、看一些电影，却不敢再跟他们说了。我好像忽然拥有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私密的，我在这里可以触碰到生命的本质，但在父母的世界里，我找不到这些东西。
曾经试着去打破禁忌，在母亲忙着准备晚餐时，绕在她旁边问：「我们从哪里来的？」那个年代的母亲当然不会正面回答问题，只会说：「捡来的。」多半得到的答案就是如此，如果再追问下去，母亲就会不耐烦地说：「胳肢窝里长出来的。」其实，十三岁的我问的不是从身体何处来，而是「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犹记得当时日记上，便是充满了此类胡思乱想的句子。有一天，母亲忽然听懂了，她板着脸严肃地说：「不要胡思乱想。」这是生命最早最早对于孤独感的询问。我感觉到这种孤独感，所以发问，却立刻被切断了。
因为在儒家文化里、在传统的亲子教养里，没有孤独感的立足之地。
我开始变得怪怪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母亲便会找机会来敲门：「喝杯热水。」或是「我炖了鸡汤，出来喝。」她永远不会觉得孤独是重要的，反而觉得孤独很危险，因为她不知道我在房间里做什么。
对青春期的我而言，孤独是一种渴望，可以让我与自己对话，或是从读一本小说中摸索自己的人生。但大人却在房外臆测着：这个小孩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出来？张爱玲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她说，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清晨五六点，你起来，如果不把房门打开，就表示你在家里做坏事。以前读张爱玲的小说，不容易了解，但她所成长的传统社会就是如此。跟我同样年龄的朋友，如果也是住在小镇或是村落里，应该会有串门子的记忆，大家串来串去的，从来没有像现在说的隐私，要拜访朋友前还要打个电话问：「我方不方便到你家？」以前的人不会这样问。我记得阿姨来找妈妈时，连地址也不带，从巷口就开始叫喊，一直叫到妈妈出去，把她们接进来。
儒家文化不谈隐私，不注重个人的私密性。从许多传统小说中，包括张爱玲的，都会提到新婚夫妻与父母同住，隔着一道薄薄的板壁，他们连晚上做爱，都不敢发出声音。一个连私人空间都不允许的文化，当然也不存在孤独感。
因而我要谈的不是如何消除孤独，而是如何完成孤独，如何给予孤独，如何尊重孤独。
不允许孤独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已经慢慢消失，我不以为然。时至今日，若是孤独感仍然不被大众所了解，若是个人隐私可以被公开在媒体上，任人指指点点，就表示儒家文化还是无远弗届。我在欧洲社会里，很少看到个人隐私的公开，表示欧洲人对于孤独、对于隐私的尊重，以及对于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划分，已经非常清楚，同时，他们也要求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自己的孤独。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另一方面我们害怕孤独。我们不允许别人孤独，所以要把别人从孤独时刻里拉出来，接受公共的检视；同时我们也害怕孤独，所以不断地被迫去宣示：我不孤独。
一九四九年，大陆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七○年代我到欧洲读书时，认识了很多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他们在五○年代、六○年代时都在大陆。他们告诉我：在任何反右运动中，都不要做第一个发言和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就看发言得差不多了，大概知道群体的意思时才发言，也不能做最后一个，因为容易受批判。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儒家思想，没有人敢特立独行，大家都遵守着「中庸之道」，不做第一，也不做最后。儒家思想歌颂的是一种群体文化，我要特别申明的是，并不是认为歌颂群体的文化不好，事实上儒家思想是以农业为基础，一定和群体有关。所谓的群体是指大家要共同遵守一些规则，社群才能有其生存的条件，特别是在穷困的农业社会中。而特立独行是在破坏群体，就会受到群体的谴责。
五四运动是近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代表着人性觉醒的过程。有时候我们称它是白话文运动，但我不认为是这么简单。它所探讨的是人性价值的改变，基本上就是对抗儒家文化、对抗群体。五四运动喊的两个口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其中德先生democracy，源自希腊文，意指即使是代表极少数的一个个体，都受到应有的尊重，这便是民主的基础。但在群体中，无暇顾及少数的个体，不要说一个，就是三分之一的人，还是不如其他的三分之二。
鲁迅是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的小说家。他的小说〈离婚〉或〈在酒楼上〉，都是讲一个孤独者面对群体压力时痛不欲生的包袱。〈狂人日记〉里快发疯的主角，他用了「礼教吃人」指控，村落中从三个男人议论一个女人的贞节，变成一群男人议论一个女人的贞节，最后不通过任何法律的审判，就在祠堂里给她刀子、绳子和毒药，叫她自己了结。这就是群体的公权力，远大于任何法律。
沈从文在一九二○年代也发表了一篇了不起的小说，讲一个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对男女在路上走，握着手，稍微靠近了一点，就被村人指责是伤风败俗，抓去见县太爷。县太爷当下拍板说：「你们这对狗男女！」结果这是一对侗族的夫妻，不似汉族的压抑，他们恋爱时就会唱歌、跳舞、牵手。我们现在读沈从文的故事，会觉得很荒谬，竟然村人会劳师动众，拿着刀斧出来，准备要砍杀这对狗男女，最后才发现他们是夫妻。
对抗群体文化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朋友刚到巴黎时会觉得很不习惯。巴黎的地铁是面对面的四个座位，常常可以看到对面的情侣热烈的亲吻，甚至可以看到牵连的唾液，却要假装看不见，因为「关你什么事？」这是他们的私领域，你看是你的不对，不是他们的不对。
我每次看到这一幕，就会想起沈从文的小说。这是不同的文化对孤独感的诠释。
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甘犯奥林匹克山上众神的禁忌，将火带到人间，因此受到宙斯的惩罚，以铁链将他锁铐在岩石上，早上老鹰会用利爪将他的胸口撕裂，嚼食他的心肝肺；到了晚上，伤口复元，长出新的心肝肺，忍受日复一日遭到猎食的痛苦。
这是希腊神话中悲剧英雄（hero）的原型，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从来不会觉得一个因为特立独行而被凌迟至死的人是好人。
在鲁迅的小说〈药〉里，写的是秋瑾的故事。当时村子里有个孩子生了肺病，村人相信医治肺病唯一的方法，就是以用馒头蘸了刚刚被砍头的人所喷出来的血，吃下去。强烈的对比是这部小说惊心动魄之处，一方面是一个希望改变社会的人被斩首示众；另一方面是愚昧的民众，拿了个热馒头来蘸鲜血，回去给他的孩子吃。我相信，五四运动所要对抗的就是这一种存在于群体文化中，愚昧到惊人的东西，使孤独的秋瑾走上刑场，值得吗？她的血只能救助一个得肺痨的孩子？鲁迅的小说如〈狂人日记〉、〈药〉等，都是在触碰传统社会所压抑的孤独感；他的散文更明显，如〈孤独者〉、〈酒楼上〉等，皆是以孤独为主题。鲁迅是一个极度孤独的人，孤独使他一直在逃避群体，所以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最重要的是他要维持他的特立独行、维持他的孤独感，因为他成名了，影响了那么多人。他最早发表作品在《新青年》杂志上，所以《新青年》这一批人便拥护他为旗手。可是孤独者不能当旗手，一旦成为旗手，后面就会跟着一群人，孤独成了矛盾，他必须出走。他走出去了，却又被左翼联盟推为领袖，共产党并认为他是最好的文学家，他害怕被卷入群体之中，只好再次出走……他一直在出走，因为作为一个社会心灵的思考者，他必须保有长期的孤独。
破碎的孤独感
前述是广义的儒家文化，因为重视伦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压抑个体的孤独感，使之无法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