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1 / 1）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通报王、张、江、姚事件。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的方针。

对上海问题的解决，也比预先想像的要顺利。10月7日以后，此前一直与王洪文等人保持着电话联系的“上海革委会”内的“小兄弟”们突然同这些“首长”断了线，怎么打电话也打不通，找也找不到人。当时中央警卫局为了防止泄密，将姚文元等人的家属也控制起来并搬迁到新地方，上海的那伙死党自然打探不到消息，却感到情况异常。10月7日当天，中央通知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来京开会。10月8日，上海市委的一批人又从上海警备区那里了解到，军队已经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这些情况，引起“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的警觉，他们怀疑“四位首长”已经出事。那个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女将王秀珍于10月8日派一个秘书飞往北京，规定了联络暗语。此人当天到京后马上回电话讲了暗语：

“我娘心肌梗死”。

讲起来也有意思，这伙人在规定暗语中，也下意识地将江青视为“娘”。

同日，王洪文从上海带到北京准备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从电话中传来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那个跳芭蕾舞得到江青赏识升官到文化部的刘庆棠也向上海打来电话用隐语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其实，这就是说部长于会泳等江青的爪牙都被抓了起来。

10月8日当天，上海的一伙“四人帮”党羽下达了准备*的动员令，组织3,500民兵集中，万民兵待命。不过他们中有点军事知识的人也提出，这些工人民兵再多，也不如军队有一个团的核心力量，于是“小兄弟”们便争取上海警备区的支持。由于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接到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上海警备区内个别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也停止了与之来往。此时如果上海出事，南京军区部队完全有把握将其迅速粉碎。

在上海准备发动反革命*的组织者，其实也是外强中干。他们过去“造反”时高喊“不怕牺牲”的口号，真正事到临头又是畏惧不已，缩头缩脑犹豫不决。

10月9日，中央通知上海的其他几个负责人也到北京开会，几个主要负责人还是心存侥幸，遵命前往北京，在那里被捕。留下的骨干分子见大势已去，则忙于解散秘密的*组织，销毁罪证。全国的人心，包括上海的人心所向，决定那伙靠“*”造反起家的帮派分子既得不到广大干部的支持，也被最广大的群众所鄙视，处于极端孤立、极端虚弱的地位，一旦树倒必然猕猴散。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是按他们的职务来排列“四人帮”的，即“王、张、江、姚”。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实际上，其他人是围着江青转的。张春桥、王洪文在公开的职务上虽比江青高，却都尊江青为他们的“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当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是起最大作用的核心人物。若仔细分析，这帮坏家伙也是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目的的，心里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来掂量，江青毕竟是他们的“中央首长”和凝聚的中心。所以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在会上便说明，“‘四人帮’的头头是江青”。

后来正式为“四人帮”这一毛泽东所起名的小集团定性时，根据中央最后确定，让江青挂了头号，称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列二号，姚文元制造篡党篡政的舆论列三号。至于王洪文，是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却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无心过问“正事”的分子，只能放在第四位。这样排序，还是符合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际情况的。

1976年*中央正式公开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是在上海问题基本解决，全国安定以后。10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央广播电台同时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其实在此几天前，“除四害”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杜甫的诗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到处被人们引用。当时是名符其实地举国狂欢，满街上有组织或自发*的人群，喜庆的场面为解放以后所仅见。

这一金秋10月的情景，历史的当事人都会记忆犹新。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未费一枪一弹，未流一滴血、更没有血雨腥风。江青一伙作恶多端，早已是*人怨。当时的人们*了一遍又一遍，嗓子都喊哑了也不觉得累。

在那个金秋十月，最时髦的下酒菜是煮熟的螃蟹，而且最好是一母三公——人们享受着一种“看你横行到几时”的后笑者的*。在“*”中受过*的数以千万计的干部群众，涕泪横流，庆幸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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