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1 / 1）

1900年春夏之交，济南城也未能幸免于义和团运动的狂潮。虽然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义和团采取严厉镇压政策，但“扶清灭洋”的口号、仇教排外的情绪，仍如野火般在民间蔓延。与上海不同，济南的义和团活动更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神秘色彩，与戏班的生活也产生了更为直接、更为诡异的交集。

起初，这种影响是“利好”的。随着“灭洋”风潮兴起，一切与“洋”字沾边的都成了禁忌，而谭家班坚守传统、不唱“时新”戏、不演“淫戏”的做派，反而成了“清白”的象征。一些与义和团有联系的乡绅甚至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戏班多演《挑滑车》、《战太平》、《定军山》这类忠勇报国的武戏，以“激扬民气”。明湖居的生意竟因此好了起来，包银也涨了。班子里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甚至私下庆幸：“看来这‘灭洋’的风，对咱们倒是好事！”

然而，谭鑫培却从这“繁荣”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亲眼看到，一些戏班为了迎合风潮，开始排演一些粗制滥造的“神怪戏”，舞台上充斥着“神拳附体”、“刀枪不入”的荒唐情节，甚至直接模仿义和团“降神”的仪式，引得台下观众如痴如狂。他严厉禁止谭家班效仿，并告诫众人：“戏是戏，法是法！台上演的是古人忠义，不是装神弄鬼！咱们不能为了几个铜板，把祖师爷的脸都丢尽了！”

但真正的风暴，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戏班内部。

一天，戏班在城外一个镇子唱完堂会，回城的路上，被一群头扎红巾、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团民拦住了去路。为首的大师兄是个满脸横肉的汉子，他目光扫过戏班的行头箱，最后落在了扮演武生的“小山东”身上。

“你们是唱戏的？”大师兄瓮声瓮气地问。

“回大师兄的话，我们是济南城里的谭家班。”谭鑫培上前一步，不卑不亢地答道。

“谭家班？听说你们规矩多，不唱‘洋’戏？”大师兄上下打量着谭鑫培。

“我们只唱老祖宗传下来的正经戏文。”

“好！”大师兄一拍大腿，“咱们义和团，扶的是大清，灭的是洋教！你们唱戏的，也得为‘灭洋’出力！我看你们这身行头不错，借给咱们用用！”

此言一出，戏班众人脸色骤变。戏班的行头，尤其是那些“靠”（武将的铠甲）、“盔头”（头盔），都是吃饭的家伙，是几代人攒下的家底，更是梨园行的规矩和脸面，岂能轻易外借？

“大师兄，”谭鑫培强压怒火，拱手道，“梨园行的规矩，行头如身家性命，从不外借。还请大师兄见谅。”

“规矩？”大师兄冷笑一声，旁边几个团民立刻围了上来，手按刀把，“现在最大的规矩就是‘灭洋’！你们不借，莫非是心里有鬼？想护着那些‘二毛子’（教民）不成？！”

气氛瞬间紧张起来。铁塔李等人也握紧了手中的刀枪把子，眼看一场冲突就要爆发。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影猛地从人群中冲了出来——是水根！那个平日里因为练功偷懒没少挨板子的武丑男孩。此刻，他脸上却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狂热和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那大师兄面前，指着谭鑫培和戏班众人，尖声叫道：

“大师兄！他们……他们就是‘二毛子’！他们班里有洋人的东西！我亲眼见过！”

此言一出，如同晴天霹雳！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那个大师兄。

“水根！你胡说八道什么！”石娃厉声喝道，就要上前拉他。

“我没胡说！”水根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体，声音尖利刺耳，“就在那个戏箱里！有一块洋表！是上海那个姓王的记者送的！还有……还有几份洋人的报纸！他们天天晚上偷偷看！”

他说的，是王慕晖当初送给石娃的一块旧怀表，以及几份《时务报》的传单。这些东西，在平日里不过是石娃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但在此时，却成了足以致命的“罪证”！

谭鑫培的心猛地一沉。他没想到，自己班里的孩子，竟会在这关键时刻，用这种最恶毒的方式，将整个戏班推向深渊。

那大师兄眼中凶光毕露，厉声喝道：“搜！”

团民们一拥而上，粗暴地掀翻了戏箱。果然，在石娃的私人物品中，翻出了那块怀表和几份皱巴巴的报纸。

“好啊！私藏洋货，偷看洋报！你们果然是‘二毛子’的同党！”大师兄狞笑着，一挥手，“把他们都给我绑了！带回坛口，请神发落！”

戏班几十口人，连同全部家当，就这样被义和团押回了镇上的坛口。那是一个临时征用的祠堂，院子里香烟缭绕，神坛上供着关公、孙悟空等神像，气氛诡异而肃杀。

谭鑫培知道，此刻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在“灭洋”的狂热下，任何与“洋”字沾边的东西，都足以成为杀人的理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保住戏班众人的性命。

他深吸一口气，走到那大师兄面前，沉声道：“大师兄，东西是我们私藏的，与其他人无关。要杀要剐，我谭鑫培一人承担！只求大师兄高抬贵手，放过我这些徒弟和班底。”

“师父！”石娃和众人急得大叫。

那大师兄斜眼看着谭鑫培，似乎被他的硬气触动了一下，但随即又恢复了凶悍：“一人承担？哼！谁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同党！来人！先把这个老家伙和那个私藏洋货的小子拉出来，请神审问！”

谭鑫培和石娃被推到院子中央。几个团民开始焚香念咒，跳着诡异的舞蹈，声称要请“齐天大圣”附体审案。这荒诞而恐怖的一幕，让戏班众人面无人色。

就在这危急关头，祠堂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和喧哗。一个穿着官服的人带着一队清兵闯了进来。来人正是济南府的一位官员，他显然认识谭鑫培，见状大惊，连忙对那大师兄拱手道：

“大师兄息怒！这位是京城来的谭老板，是梨园行的名角，绝非‘二毛子’同党！这其中必有误会！”

那大师兄见是官府的人，气焰收敛了几分，但仍不依不饶：“误会？人赃并获，还有什么误会？！”

那官员凑近大师兄，低声道：“大师兄有所不知，如今袁抚台（袁世凯）对义和团……态度不明。此人有些名望，若在咱们地界上出了事，恐怕不好交代。不如先交给我带回衙门审问，若真有罪，再按律处置不迟。”

一番软硬兼施，那大师兄终于松口，同意将谭家班交由官府带走。

回到济南城，戏班虽然暂时脱险，但所有人都像被抽去了魂魄。水根在混乱中不知所踪，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人想知道。他留下的那一声背叛的呐喊，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戏班每个人的心里。

谭鑫培看着惊魂未定的众人，看着那只被翻得一片狼藉、沾满泥土的戏箱，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悲凉。他明白，义和团运动带来的，不是简单的“扶清灭洋”，而是一种将人性中最原始的狂热、愚昧和残忍彻底释放出来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任何艺术、任何规矩、任何情义，都显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

济南，这座看似平静的古城，也已不再是避风港。戏班的命运，再次被时代的巨浪，推向了未知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