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1 / 1）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19世纪70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样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样式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除掉了“寄生物”而技术装备程度很高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自己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对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如同对所有“国家”官吏的工作一样，付给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在对待一切托拉斯方面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它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考虑到了实际上已经由公社开始了的尝试（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取消议会制而保留代表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家产阶级的糟蹋。

4．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也应当由各个公社选举出来。

“……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站在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不理解，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多么不愿意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谈到马克思的上述这些话时写道，这个纲领“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普鲁东主张的联邦制……尽管马克思和‘小资产者’普鲁东〈伯恩施坦把“小资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想必他是表示讽刺〉之间有其他种种分歧，可是在这几点上，他们的思路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说：自然，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在增长，但是“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是不是就象马克思和普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废除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其组织（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议选出代表组织全国会议，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议则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组成），从而使全国代表机关的整个旧形式完全消失，对此我是有怀疑的”。（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页和第136页）

把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的观点同普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都存在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充满市侩的庸俗习气和“改良主义的”停滞现象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东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机关”！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会主义者连想都不会去想了。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没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争论。许多人都曾驳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诺夫和欧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谈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这一歪曲。

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会革命地思考，根本不会思考革命，他们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把他同无政府主义的始祖普鲁东混为一谈。而想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想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极端庸俗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在上述的马克思关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和普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普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认为相同的。

马克思和普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不管是普鲁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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