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1 / 1）
尽管后来没事儿了，法院也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了，可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性懦弱，以善于忍耐在全世界出名。对于大陆的苛政，他们心里不是不明白，但是逆来顺受惯了，只知道忍气吞声，苟且偷生。我第一不是知识分子，第二少年气盛，第三已经走到了绝路上，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好铤而走险，第四脑子还比较清楚，觉得在这样一帮浑蛋的统治下当老百姓，实在太憋气也太窝囊了。何况当时在云南边境插队的知青不甘心呆在农村受苦，越境外逃的人很多。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十年“文革”期间，单是外逃的知青就有十几万，国境线上每天都有上百人通过。因此，我才下决心冒险偷渡国境，逃出了中国大陆。
尽管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可是要办这样一件大事，也是经过大脑认真反复地多次思考以后，才做出决定的。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定只有他们执行的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只有中国大陆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外国”，除了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之外，不是帝国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至少也是反动派当政，对“海外”两字视同洪水猛兽，因此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把“国门”关得紧紧的，既不许外国人进来，也不许国内人出去，而且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认定：凡是偷渡国境的黑五类子女，必然去投靠帝修反，因此用法律的形式把“偷渡国境”解释成“叛国”，不但抓回来要重判，当场打死，也是白死。
所以，我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冒着死亡危险的孤注一掷！
不过在知青的传说中，似乎云南的边境是所有边境中防守最不严密的一个地段。因为云南的外面就是缅甸的东北地区，而当时的缅东北是控制在缅甸人民军也就是缅共手里的。在云南越境的人，大多数都投了缅共。而缅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决支持中共的。只是缅共还没有取得政权，中国政府不能公开地支持他们罢了。大批红卫兵知青越境参加缅共，实际上是对缅共的一种实力支持，因此据说云南边防军看见大批知青越境，并不怎么追究，而只盯着单身偷渡国境线的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一旦抓回来，不死也要脱层皮。我偷渡的目的是要从缅甸转道去香港，而一时间也没有与我怀有同样目的的大批知青可以同行，所以说，虽然我也在中缅国境线上偷渡，却与人家革命派子女有所不同，依旧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
偷渡之前的一段时间，看起来，我好像仍旧与过去一样，不言不语的，每天干活儿回来，没事儿了就看书，而且看的都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让人觉得我在认真刻苦地学习，一心要改造自己那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实，我是在探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心里萦绕已经不止一日，好像烧着了一团火，这团火，几乎把我自己给烧着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活在大陆太没有意思了。我曾经很客观地问过我自己：我究竟信不信马列主义呢？经过认真的反省，我奇怪我对马克思的理论竟是那样执着地相信。我不敢说我读遍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我至少读过《社会发展史》，也相信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我坚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除此之外，我的确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可以发展。如果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么我相信什么呢？总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相信，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制度也是最后的制度吧？
但是对照书本和现实，我也有许多问题想不通。今天咱们虽然不讨论这些问题，不过为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简单举几个例子还是必要的。
第一，毛泽东说：农民起义进行一次，社会生产力就向前飞跃一次。我怎么也想不通。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今天官兵杀过来，明天农民军杀过去的，死的都是老百姓，至少四川的老百姓几乎接近杀光了，后来不得不用强制移民的办法搞什么“湖广填四川”。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减的时候，书上说：全国的总人口只剩下五千万左右了，大片土地荒芜，老百姓饿到了吃人肉的地步，这生产力怎么个飞跃法？
第二，现阶段人类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客观现实，谁也无法否定。但是阶级斗争是不是像中国大陆所强调的那样普遍、那样尖锐、那样无处不在呢？在阶级社会中，是制造矛盾、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好呢？还是解决矛盾，促使阶级矛盾趋向缓和好呢？
社会在阶级矛盾中发展，有其自然规律。这是为马克思所阐明了的。列宁天才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可以在一个国家中首先建成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理论，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来临，实现跳过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然后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想，所采取的，就是加深阶级矛盾，以求加快社会发展的策略。
应该说，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拔苗助长，实践起来，却不一定好。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懦弱，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顽固地存在。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当然也有人心怀不满，总想反攻倒算，总想变天。但也不容否认：多数人是老实的，特别是开明的、有知识的地主，关于“耕者有其田”的理论，应该说从孙中山时代就已经阐明、已经接受了的。
大陆进行土地改革，是不是要搞“残酷斗争”，我怀疑过。是不是要把农村政权交给像杨百了那样既无文化、又无品德、仅仅在土改中积极过一阵子的贫雇农，我也怀疑过。
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标准。封建时代，攒钱买地，出佃收租，不但“合法”，而且天经地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国家制度规定土地国有，出租土地者为剥削，是违法的。但是这两个历史时代，必须有个明确的分界线。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把新中国建立的时期定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一切出租土地、放债求息，都不追究，在此之后，如果还收租放债，就是违法。这样的政策，哪个地主接受不了，再严惩不迟嘛！
新中国建立以后，如果宣布土地国有，限制地权，所有耕地由国家收买，然后分给、租给或卖给农民，这个政策一定行得通，不会引起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加剧。
我到了香港，后来又到过台湾，还特地到台湾农村去参观过，才知道台湾的土地改革采取的是“赎买政策”，限制地主拥有土地量，多余部分由农民按国家规定的低价向地主购买，分十年付清。这样，农民与地主之间不发生矛盾，不产生冤仇。农民的土地是经过自己的劳动付出代价买进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产业也更加爱惜。不像大陆的一些懒汉，分到了土地，也不想花力气经营。只等着农村经济往两极分化，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再一次“从天上掉下馅儿饼来”。
第三，阶级斗争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也只限于前一个历史时期，对于像我这样“在新中国出生，在红旗下长大，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青年，即便出生在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也不应该再以前一个历史阶段的阶级成份分敌我。特别是新中国出生的地主子女，没吃过一天剥削饭，生活比贫下中农子女更苦，政治上受歧视，不但入不了党团，连少年先锋队都不许参加，有些地方的土政策，还规定这些孩子小学毕业以后不许上中学，实在冤枉。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对当局来说，是错误地过高估计了家庭的影响和作用，而过低估计了党团社会教育的效果，把可以成为己方力量的青年推向了敌对的一方去了。对这些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说，无法解释自己何以会低人一等，只能埋怨自己出世的时候投错了胎！
我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尽管我是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但我是个“前娘”生的儿子，共产党这个“后娘”并不爱我，处处地方歧视我，限制我，打击我。我也曾经像我父亲一样立志不参与政治斗争，好好儿学一门本事，做一个“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人”。但是连这样最低的要求都不让我达到，不许我实现。我才二十岁，至少还有四五十年的生命。我活在大陆，连做一个普通公民都不能够，还有什么意思呢？裴多菲和罗兰夫人都说过：“不自由，勿宁死。”我并没有向共产党要求额外的非份的自由，我只要求作为一个自然人和普通公民所应该有的、一视同仁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不可能得到的奢望与苛求了，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真按“不自由勿宁死”的信念行动，我应该像小菁一样去自杀才对。但是我认为自杀的人太懦弱了。如果是个人恩怨，我至少先要把仇人杀了，然后再自杀，或同归于尽，绝不自己愤而自尽。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政府、政党的错误决策在为难我，而我又没有力量来推翻这个政府或改变这种错误的政策。如果我不想拿自己的生命作粪土，从我个人的解脱出发，我只有外逃一条路可走了。外逃，有可能被抓回来，甚至有可能在国境线上被击毙，但也有可能逃亡成功。我听说过：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就有大批傣族人成群结伙儿地逃到了缅甸、泰国和老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