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1 / 1）

时光流逝的真快，一晃儿，我已在文学生涯的道路上走了四十二年。四十多年来，一代代的青少年和读者，不断给我写信来，问我是怎样学文化写出这部书的。今借解放军文艺社重新出版《高玉宝》之机，再向关心我的广大读者，说说我这个当年的文盲战士，是怎样在行军作战中克服种种困难学文化，又是怎样战胜不识字及克服各种困难写出这部书的。我写的《高玉宝》，最早于１９５１年在解放军文艺上连载。广大青少年和读者读了以后，纷纷给我写信，一封封信象雪花儿一样飞来。有时，我一天接到二百多封信。多年来，广大青少年和读者的来信，已装满了三大木箱子。来信者，都说我刻苦学文化，写出了书怎样光荣，要向我学习。可是，我是个放猪娃、当童工、劳工，学过木匠的普通战士，没有什么值得大家学习的。一个革命战士，能为人民写出来书来是光荣。但这光荣，应属于养育我的母亲——祖国和人民，应属于教育、培养我的救命恩人——共产党和毛主席。我能战胜不识字等种种困难写出这部书，全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精神力量。

我的祖籍地在山东省烟台市黄县。六代前，我的祖先哥俩是铁匠，因生活所迫，从山东途经河北，一路打铁来到东北谋生，在辽宁省复县山区的太平村（现在叫和平村）孙家屯落户。在旧社会，我是在苦水里泡大、奄奄一息的穷孩子，受尽了恶霸地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欺压。那时，我家穷得时常揭不开锅，什么吃的都没有。可是，日本鬼子和汉奸、恶霸地主们，还天天来要捐、要税。我父亲因为没有钱，挨过打、受过罚。那时，我很眼馋富家的孩子能上学，我为要上学常常向父母亲哭闹。一家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钱供我上学呢？我一个小孩子家，不知父母在贫穷中的难处。一天，我为父母不答应我上学的要求，哭着往小学校里跑。母亲一面难过地擦眼泪，一面气喘喘地在后面跑着追我，一直追出半里多路，好容易在河沿上追上了我，一下子把我抱住，坐在河沿上，伤心地哭了半天。母亲泪水满面地劝我：“孩子，你怎么这样不懂事啊，我们家穷得没有米、面下锅，连肚子都吃不饱，到哪去弄钱供你上学？你别再为上不起学整天哭闹，难为我和你多病的爹了……”

我看着母亲为我把眼睛都哭肿了，难过极了，急忙安慰她：“妈妈别哭，我听话，再不往学校跑了。”从此，我再不向父母哭闹着要上学读书。但我每天上山拾草，看到富家的孩子上学，我又眼馋起来。当我挎着破筐上山拾草，眼巴巴地看着富家上学的孩子从身边走过，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常常为自己不能上学，伤心地抹眼泪。上学对我来说，只能是在心里偷偷地想。有时，我背着父母，挎着拾草的破筐，站在小学校门口，偷偷地听上学的孩子念课文。教书的周庆轩老先生，看到我这破衣烂衫的男孩，站在学校门外听他讲课，很是同情我，亲自到家里去告诉我父母，他要免费收我上学读书。我和父母都高兴得夜里睡不着觉。妈妈连夜用块破布，给我补缝一个小书包。不幸，我刚上一个月的学，就被保长周长安逼着给他家放猪。这就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唯一的、又是最难忘的一个月的学史。

我九岁时，全家在乡下实在没法过了，父亲领着全家人到大连谋生。哪知，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大连，也没有穷人的活路。我们到大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在大连的贫民窟香炉礁朱家屯大粪场臭水沟附近。用石头、碎砖头、破油毡纸搭个小窝棚住。这窝棚四处透风，冬天下雪时，雪花都飞到窝棚里。夏天下雨时，窝棚里都淌水。那成球的大长尾巴蛆遍地都是，都往锅里爬，真不是人住的地方。那时，我一家人找不到活干，到处要饭拣破烂。我小小的年纪什么都干，拣破烂、拣煤渣儿、赶海、捞海菜吃，还常去为有钱有势的人家办红白喜事打杂儿，给人扛小旗儿。我还帮说书的艺人维持场地秩序，这样，我可利用这机会免费听艺人说古书、讲历史小说。我还常去大连火车站、码头，为旅客提提东西，挣口饭吃。九岁的我，在大连到处流浪找活干，怎么也找不到能吃顿饱饭的活。十岁时，我就在一家工厂给日本鬼子当童工。全家人受尽日本鬼子、汉奸、巡捕的欺压和迫害。我祖父、叔叔、母亲和一个小弟弟都死在大连。我刚十五周岁时，就被迫替多病的父亲在大连复县华铜矿当劳工，差一点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我的童年和少年，没有温暖和欢乐，是在苦难的煎熬中度过的。１９４５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和矿上的劳工才得救了，回家后我又学木匠。为了保家、保田，１９４７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上我很能吃苦，参军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中，先后立过六次大功、两次小功。部队南下作战非常艰苦，那时，为追击逃敌，都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跑步前进，一跑就是一百来里路，不少同志又饿、又累、又渴，昏倒在路上，我们脚上的大水泡，被磨破出血水都不知痛。在连夜行军追击敌人时，我们困极了，走着路都能睡着了。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战士，大都是受苦人，跟我一样，小时候都上不起学，不识字，连封家信都不会写。在我当通讯员、警卫员、军邮员、收发员时，因为不识字吃了不少苦头。我常为把同志们的信和首长的文件送错而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所以，我下决心学识字。部队在南下时，整天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学习。为此，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休息时间学几个字。当时学写字没有笔，也没有纸和本子，更没有桌子和凳子，我就把大地当纸当本子，把石子和草棍当笔，蹲在行军的路边上练习写字。在行军中，一传口令休息，我就开始蹲在地上，或坐在背包上默写学过的字。同志们在行军中都累得要命，一停下来休息，全困得坐在地上睡过去了。为了学个字，我尽量不让自己睡觉，使劲搓脸，掐腿上的肉，让自己精神起来，为多学个字，我不得不把在路边睡着的战友推醒。有的战友伸伸胳膊，打着呵欠说我：“你是铁打的人，就不知累？不知困？你哪来那么大的精神头？等打完仗再学吧。”

我忙笑着恳求他：“我为不识字，常把首长的文件和同志们的信送错，我不能等打完仗再学字，你就受点累，少休息一会儿，教我识两个字吧！”

我找个理由说：“这学字也和打仗一样，战士打仗，要在上战场前就把兵练好，学会使用各种武器，不能等到了战场，敌人都冲上来还不会放枪、放炮、甩手榴弹，那就晚了。团政委说，等打完仗，全中国都解放了，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做，我们不识字，没有文化，可做不好工作。全国很快就解放了，到那时，现上轿、现包脚、现学字可就来不及了。”这位战友经我这么一说，也就不顾疲劳地教我识字了。但战友们教我学识字有个条件，非叫我给他们讲个故事不可。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听民间故事和历史小说。在大连当童工时，晚上没事，就去听人说古书、历史小说。我一听就迷，一连听了五六年。虽然我不识字，不能看书，但我对中国各朝代一些有名的小说、历史人物、故事情节，都能一套一套，有声有色地讲出来。大家都愿听我讲故事。我在部队上，从北方行军作战的路上，一直讲到部队南下作战的日日夜夜，总讲不完，都称我为故事大王。我一看同志们在行军中走累了，就讲一段小故事，鼓鼓大家的精神。我讲故事也有条件，凡是识字的人听故事，都要答应教我学个字，我才讲。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学个字可太困难了，我好容易才学了一百来字。部队为了激发战士英勇杀敌，早日解放全中国，开展了诉旧社会苦的活动，使我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我想，等我学了很多字，一定把自己受的苦写一本书。

长沙解放不久，我们部队在长沙市郊区肖家巷。一天，有位有文化的战友给我念了一本书——《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毛主席少年时，很喜欢看古书。他从中发现，旧书里的主人公全是文臣武将、才子佳人，为什么没有一本书是写耕田汉呢？听到这儿，我忽然醒悟。可也是呀，小时候我听了那么多的古书和历史故事，里面为什么也是没有专门写穷人的事儿，写的全是有钱有势的人呢？穷人为什么在书里和故事里尽受欺负？不久，上级发下一本书，叫《沉冠记》，是写受苦人的事。战友念给我听，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又产生要为穷人写书的念头。

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把自己和穷人在旧社会受的苦难，把革命战士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事迹，死难同胞的悲惨遭遇，写成书给后人看，让被解放的受苦人和后来人，永远不忘流血牺牲的同志，不忘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穷人、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为此，我学习写起小说来，开始了文学生涯。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０日，我利用部队在长沙郊区肖家巷休整的空隙时间，开始动笔撰写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这天，我好不容易找来一点纸，订个小本儿，又找到一个铅笔头，我就这样开始写小说了。当时没有桌子，我就在膝盖上写起来。没想到，此后，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战士作家，走进了作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