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1 / 1）

祝愿他们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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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究竟有没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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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的。

在人类社会，我们的危险，其实大多来自于人。人造成的生命危害，当然包括人操纵各种机器有意无意造成的生命危害，远在天灾之上。而在南极，来自"人"的危害是不存在的，人见了人都亲热，用一个不尽恰当的比喻：就像是一只狗在都市熙攘喧嚣的大道上见了另一只狗似的。

人在南极，其危险完全来自于自然环境，可以说，那的确是危机四伏的。

冰盖：南极大陆95%的面积是被冰盖覆盖着的，冰盖厚达数百米甚至四五千米。冰盖中处处都有巨大的冰裂缝，深的有上千米，而表面是一层新雪，谁也看不出那美丽晶莹的雪地下面藏着死亡。曾经不止一辆履带车掉下去，掉下去的车当然永远也上不来。每年也不止一个人掉下去。掉下去的人，如果事前没有严密的保护措施，只能成为几千几万年后科学家使用的人体标本。据介绍，南极每年都有考察者死于冰盖。

雪雾：南极天气变幻莫测。就是在夏季，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不一会儿可能就雪大风急。

风雪交加，会形成"乳白天气".科学家说，那时四野皆白，但什么也看不见，好像把人放在牛奶瓶中。如果那一刻你正好在野外，你只能就地挖个雪洞蹲在里面等待救援，否则你可能在慌乱中踩空摔伤摔死。据介绍，因雪雾而伤亡的人，在南极考察中时有发生。某国一位考察队员曾因雪雾而迷失方向，最后摔伤冻死。当队友找到他时，发现他离考察站大本营其实只有几十米！不少科学家曾有蹲在雪洞六七天、靠吃雪维持生命的经历。

医疗：南极只有简单的药物和医疗设施，医生一般一站一位，基本是全科医生。稍大一些的病都治不了，而要送出南极医治。最可怕的是一般没有飞机进出南极——在乔治王岛上，曾因天气的缘故有连续四个月无法进出飞机。

上述危险，在南极的两季都有。而冬季由于有漫长的极夜期，这样的危险还会被放大许多倍。

但我们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是在南极最好的季节去的，极昼，能见度最好，气温最高。而且，作为国家派出的第17次考察队，危险已被过去16年间许多科学家和考察队员努力降低到最小了。我们国家在那儿建立了很好的站点，有相当健全的生活设施。作为后来者，我们如果不是擅自行动，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同时，长城站有严格规定，不允许我们独自出野外，出野外时都要由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或考察队的老队员带队。要不是我们后来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私自踏上冰盖，我们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所以，我不赞成南极极其危险的说法，南极的确不是人类的禁区。但我更不赞成南极没有危险的说法。说南极没有危险的人，大多是少出野外或天气一坏就不出门的人，或是无视客观事实的人。

有一天，我们去韩国站访问后，由韩国考察站的副站长Ben-KuanKOO（库本观）先生带着另一位队员驾汽艇送回。到长城站时，天气已有点儿变，我们挽留他们住下，他们也下了船，但不知怎么一转念，又决定走了。看着他们消失在海上，风浪渐大，我们都隐隐地担心起来。二十多分钟后，韩国站站长Soon-KeunCHANG（蒋舜权）先生突然通过高频电话呼叫长城站，问KOO怎么还没回去。那时海上已是狂风大作，我们一听，都紧张起来，大家全聚在餐厅里，心揪着。不到3分钟，头顶突然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乌拉圭的直升机飞行员又通过电话问KOO走的时间和方向。看来是韩国站长向乌拉圭站求援了。赵萍通过高频电话告诉他们，说KOO已走了半小时了，是要直接返回韩国站的。话音未落，直升机已呼啸而去，顺着海面低空搜索。我们就那么呆立着，心里直后悔没有强留他们住下。一位教授说，要是出了意外，我们一生都会不安。10分钟后，电话铃声又骤然响起，大家紧张万分，紧盯着赵萍。放下电话，赵萍长吁了一口气，说KOO刚上路不久，汽艇就被狂风刮得像浪尖上的一片树叶，无法驾驭，他们只好放弃返站计划，靠海岸线的帮助，赶到最近的智利站避难去了。

不久后的一天，三位外国考察队员全副武装后登上了乔治王岛的科林斯冰盖。半小时后不幸落入冰缝，幸好他们有极好的安全保障，直升机也瞬间到达，但尽管如此，其中两人仍然骨折并严重冻伤。

1月27日，长城站举办春节招待会，气氛热烈。但俄罗斯考察站的站长奥列格却躲在角落里，神情黯然。王站长担心招待不周，让俄语专业出身的邵滨鸿上前询问，才知道，在这一天的上午，一位美丽的英国姑娘突然心脏病发作，奥列格带着队医火速赶到，但仍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美丽的生命枯竭了。后来直升机载着专家赶到，但早已回天无力了。

我们队伍中也出了危险。一位教授几度心脏病发作，其中临回国前的一次特别严重。2月6日晚，他自己都觉得"今天恐怕是过不去了"！全站上下十分紧张，站长、医生和我都忧心如焚。林清医生几乎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就差打地铺守候了。我则一夜无眠，每一个多小时起来探视一次，听他的呼吸是否正常，并日夜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以防不测。

2月5日，我们在多次申请上冰盖未被批准后，决定"擅自行动"，背着考察站领导私自上了冰盖。由于没有站上的指导和帮助，我们只在避难所的角落里找到一条六七米长的细绳子。争执半天，大家决定由比较沉稳的何教授打头探路，相对年轻力壮的我在第二位以防不测，那条绳子的两端把我们俩的腰部绑住后，中间仅剩三四米了。这与每人间隔10米、绳子长度不少于50米，绳子的拉力要符合国际登山运动的标准，一般要求"五人一串"的规定比起来，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了。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出二百多米后，就在各自的脚边发现了大大小小的冰裂缝，它们发出一种幽蓝的诱人光芒。我们立即撤退。撤退到接近边缘时，我开始跑起来，不料一脚踩空，人摔了出去。大家战战兢兢地靠近一看，心全提到嗓子眼上了：我踩出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冰洞。

从冰盖上下来后，周教授说：阿正，刚才要是你落下去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趴在洞口附近，用笔记下你的最后几句话，并承诺把它带给你的家人。

当天深夜，我从梦中醒来，脊背满是冷汗。

我突然悟到，最可怕的肯定不是死亡，而是——死亡前的那一份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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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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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南极前就听说，从那儿回来后，会留下一些后遗症。主要是动作迟缓，不拿钱当钱，重新认识自己的亲人尤其是配偶等等。由于我是此行的策划者，所以在这方面我听得特别多，也考虑得特别多。后来，我觉得自己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思想上准备得太充分了——这也是策划人的一个通病，他们总是没完没了地想，想尽了还觉得不够，直到把头发想白了也不罢休。

但从南极回来还是有了后遗症。当自己身在其中时，并不觉得，但一旦置身事外，又觉得可笑。

第一个后遗症是关于拥抱。

谁都知道拥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兴这个礼。好多朋友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很想拥抱自己的父母，告诉他们自己的感激和爱，可见了面，却总是淡淡一笑。我们从小就缺乏自然大方地去表达感情的训练，这真是人生的缺憾。现在许多年轻的父母在弥补这样的缺憾，他们用一种更人性化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同时也满足自己成长过程中不曾充分释放的情感表达。可是，传统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当孩子渐渐长成，这样的表达又不知不觉地少了。孩子在众人面前会快快地挣脱你的怀抱，因为在中国传统中，表达情感几乎就意味着脆弱，意味着不够成熟不够自立——这是多么的荒唐呀！一位女作家说："我一有机会就对儿子说'我爱你'，儿子小时候答得流畅而自然，我听了就像吃了蜜一般。现在儿子是个小小少年了，比我高了，人多的时候，他只轻轻地点头，那意思是'我知道了'，人稍少一点，他才会悄声说'我也爱你'.我不知道再过三年五年，或者到他娶了媳妇，这样的话我是否还能偶尔听到。"我估计，没有三代五代，中国人很难在这方面有重大突破。

话说到了南极，整个乔治王岛八个考察站，只有中国和韩国是东方文化浸淫的国度，而韩国由于美国大兵呆的时间长，大约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看多了西方的礼节。所以，整个岛流行的是欧美礼节，其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拥抱和亲吻"腮帮子"了。中国队员比较拘谨，女队员从不主动上前吻别人，男队员被"外国女同志"吻了，还会有点儿羞涩，然后在一旁偷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