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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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抵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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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书抵万金的故事，我们打小就从各种古代故事中听过。如今家书早成了稀罕之物，而且也跟不上现代人"天马行空"的步子，所以网络、电话、传真就成了"现代家书". 12月8日到圣地亚哥之后，队员就三三两两地外出打电话。可是正好赶上一个宗教纪念日——据说叫"圣母受孕日".在这个说西班牙语的国度里，信仰基督教人口比例极高——当地放假三天，除超市外，一切商业机构都关门大吉，邮局当然也是不开的。只能打投币电话，于是我们用美元换得了部分比索，然后再到超市买一些可用可不用的东西，换得一些硬币。10日晚饭后，已经给儿子打过电话的邵滨鸿，带着周教授、何教授和我一道去打电话。电话500比索起投。这两部电话大概已经老了，5个硬币投进去，总有一两个没显示的。偶尔投成了，一拨又不成。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投币，一遍又一遍地拨。后来周教授终于打通了，他好像听到了小保姆的声音，还隐约听到女儿的叫声。但任周教授怎么喊，北京那边就是听不到。电话又断了。比索只退出三个。滨鸿安慰说，好歹听到女儿的声音了。周教授却脸色铁青，幽幽地说：这更糟糕！与此同时，何教授也放弃了。接下来是我打，同样是没反应。邵滨鸿看我着急，便帮我拨。半晌，只听得她"喂喂"了几声，又断了。她说：听到你太太的声音了，感觉她情绪尚好，你不必太担心。滨鸿与我太太很熟，她的儿子托尼每天都与我太太通电话。她这么一说，加上机器的确吞了我200比索，我便放心了许多。
圣地亚哥的"电话行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11日到了智利最南端的小城蓬塔阿雷纳斯，大家打电话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飞赴南极，在离开人类大陆前夕，这个电话显然是少不了的。这一天智利已恢复上班，我们可以在电话局挂。算算时间，国内正是凌晨5点多，我顾不得这些了。电话很快拨通。太太果然病倒，心中很是不安。半年多来，为了推进这个项目，我们承受了太多有形无形的压力，真是心力交瘁。我几度想放弃，几次病倒，都因为事已开头，不敢误了这个备受关注的项目，硬撑了下来。
到了南极，打电话便成了大问题。站上只有海事卫星电话，每分钟8美元。发传真也一样。这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电话可以少打些，但发稿却是不能耽误的，怎么办？几度商量，决定联合发传真。把文章打印在一起，同时往国内发。实践的结果，平均一页要50多秒。由于站上只有针点式打印机，最少要用小四号字，算下来，发1000字的稿大约8美元。
家中的电话少打但是不能不打的。离长城站大约40分钟路程的智利站有台每分钟1美元的投币电话，许多队员就不辞劳苦，顶风迎雪，往返步行一个半小时，到智利站去打电话。由于工作忙，加上到了那儿往往还要排队，这大体只能一周跑一趟。一些越冬队的队员，只安排一个月打一次，甚至一年只打几次。其实问他们想不想家时，他们大多泪光闪闪。中国首次派出的越冬女队员赵萍，离京前拍了一盒儿子的录像，不时地拿出来看。难以想像，在未来的400多天里，她将如何牵挂自己不到3周岁的孩子。
最让我不忍的还是周教授。平时，这位55岁的父亲用百般的爱陪伴着他不到3岁的孩子。如今，远隔重洋，电话费昂贵，怎生了得！昨天，他宣布，两个月内将用五千元人民币来听女儿的声音。
唐老鸭平素是好汉一条，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从不给家中打电话。有一次新华社领导把他母亲接到新华社，要通了在伊拉克前线的唐老鸭的电话，哪料得唐老鸭只说了一句就挂断了，这句既让母亲伤心又令母亲欣慰的话是：我没有私人电话，这台电话是单位配给我传送新闻专用的，我不允许您往这上头打任何电话。这次出发前，他太太已经怀孕。这个马上就要过四十岁生日的大男孩，一夜之间长大了，他让太太到大姨子家中去住，以便有人照看；让太太用他最近写的《重返伊拉克》的预付稿费，给父母买了去新马泰旅游的旅游票。12月20日，他接到太太打来的电话，这是他行踪飘忽多年来少有的一次电话——他为了不让家人有过多的牵挂，从来不说自己在哪儿——他突然发现，自己接完电话是那么兴奋。一个自认为了无牵挂的男人，在一瞬之间被亲情打动了，从此有了羁绊。我突然忧郁起来：一个优秀的战地记者、富有冒险精神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唐老鸭，会不会从此消失？这样的"明星"，多少年才能碰上一个，要是从此"陨落"，我们原本就显平淡的日子，或许会越发平淡下去了！呜呼！
葛教授是此行几位学者中我最不担心的，因为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讲学，又去阿里地区考察过，家人对他十分放心。每次出门，他连楼都不让家人下，就在门口道别。我想，此行他大概是不会为电话联络犯愁了。哪曾想，到了蓬塔，他第一个跑去打电话。到南极长城站的第二天，我们应邀到俄罗斯站、智利站作非正式的访问，在智利站上，大家第一次从南极往家中打电话。葛教授打通后，由于忘了按对话键，他女儿怎么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而他却已喊得声嘶力竭。不一会他女儿就挂断了电话。当葛教授搞清操作规程后再挂时，他家的电话已经占线，且占了不短的时间。只见葛教授急得团团转，两只手搓个不停，连连顿足，口中念念有词：这闺女，怎么就不知道是老爸打电话呢！怎么就听不见呢！这会儿又连连占线，会不会又上网了呢？真不懂事，这时候怎么能上网呢，明知道老爸要打电话的吗！算了，是她自己没福气听我的电话，没福气！唉！她怎么这么不懂事，算了，不挂了，这么不懂事……我们看出他十分着急，便让他再挂，说等他挂通了再一起走。这回总算顺利。从电话亭里出来，他满面春风，喜不自禁，全然不顾旁边还有一个谦让到最后还没挂电话的班长阿正。待反应过来，他连忙积极地守住电话亭的门，说是要为班长"保守机密".远离人类社会的人，最珍惜来自人类社会的关爱，因为，它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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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地申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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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乌拉圭南极考察站热闹非凡。乔治王岛上八个国家的考察站站长及德国科学家齐聚于此，一面庆祝乌拉圭南极考察站建站16周年，一面为中国北京的申奥活动助威呐喊。
"2000'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获得批准后，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在想着如何"扩大战果".11月中，唐老鸭提出，能否在南极搞一次配合北京申奥的活动。大家一想，对呀！南极是一块没有纷争的土地，所有的国家在那儿都能和平友好地相处。在那里举办申奥活动，真正可以体现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实质。几位学者都认为这个想法很有价值，但怎么实施才能"师出有名"却来不及议论。
临近出发前夕，我在唐老鸭家中重提此事，认为应该争取办成。你想，在近两万公里之外，在地球的最南端，由众多国家的科学家联合为北京申奥助力，那是多好的事！但唐老鸭行前事情太多，身体又不时地捣乱，显然不能参与操作了。
几经努力，我找到了北京奥申委的周旺成先生，请他帮助。他当即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很快协调由北京红旗厂出一面旗，费用由北京奥申委承担。红旗厂的同志一听此事，连夜加班，将旗子作了加固，保证能抗南极的大风。12月5日，临行在即，忽接周旺成先生来电，说那旗子是试制品，印了"BEIJING2008"字样，但没有印"CandidateCity"（候选城市），所以必须更换。考虑时间紧迫，他多方协调，由北京奥申委将保留备用的一面旗给了我们。7日，我们带着这面旗，辗转两万多公里，历时六天，来到了位于乔治王岛的中国南极长城站。
出发前夕，我专门向南极考察办陈立奇主任和王站长作了汇报，获得支持，并计划在对各个国家的考察站作访问时一一征集签名。20日，乌拉圭站的直升机突然降落在长城站，他们给王站长送来了一份请柬，邀请他带三名随员参加其建站16周年庆祝活动。21日晚，王站长决定让我代表人文学者出席。我突然想，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机，在一个较大的场合同时征集签名以造成更大的影响呢？我便悄悄带上申奥旗，并在路上征得了站长的同意。
22日中午，我们乘坐俄罗斯站的坦克，翻山越岭来到位于乔治王岛科林斯冰盖下的乌拉圭站。进门一看，气氛十分热烈，全岛八个国家考察站的站长和随员云集一堂，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加上肩膀、臂膀、领口、胸前不同的标识，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庆祝活动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正式"，乌拉圭站的站长作了简短的致辞后，大家就开始举着杯子"串联"，交谈得十分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