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1 / 1）
对外以和为贵，极具泱泱大国的风范，这就是中国。
然而，这样的立场也使中国人错过了许多机会，比如地理大发现。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举之时，欧美人已通过几百年前赴后继的努力叩开了世界上最后一块大陆的门。当我们决定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时，我们成了一个迟到者，而且迟到得有几分尴尬。
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还有一百多个夏季站。在南极主权问题于1959年被冻结之前，已有不少国家提出了对南极的领土要求，南极辽阔的冰原以及它所覆盖的巨大的资源，已被英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阿根廷等国从地图上"瓜分"殆尽。为了能在南极的领土问题上获得发言权，一些国家想尽了办法。由于历史上对领土的主权认定一般有种族（原住民）、文化源流、发现者、行政管辖权等因素，一些国家就为将来援引这些因素做了长期的准备。不少国家通过发行标有其所要求的南极领土的邮票、出版地图、建立纪念碑等方式来暗示他们对南极领土要求的合法性。这方面智利特别"努力"，他们在南极建立了邮局，尽管这个"局"只有一个人，但它也是"国家邮政"的一个延伸点；他们在南极考察站里建立了一所小学校，并把一些考察队员的孩子送到那儿上学；他们甚至在南极"制造"了一些"原住民"——鼓励一些条件出色的夫妇，到南极生育子女，然后给这样的子女发放南极的出生证，这样的孩子就成了世界上罕有的"南极原住民"了……
而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却始终没有踏上过南极大陆。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也是惟一一个在南极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的国家。
这种现状，让许多中国人忧心如焚，夜不能寐。
1983年6月8日，决定不再沉默的中国人向南极条约保存国——美国政府递交了加入书，此后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的缔约国之一。
但是，在国际南极俱乐部里，还有缔约国与协商国之分，只有后者，才在国际南极事务中具有发言权和决策权。
1983年9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第十二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这个在澳大利亚首都举办的会议，在中国代表眼里成为"饮恨堪培拉"的一段记忆：缔约国的代表只能坐在靠后排两侧的座位上，重要的文件只发给协商国代表，进行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时，缔约国的代表被请出了会场……中国代表在休息室里品尝着苦涩的咖啡，心中流着苦涩的泪水。代表之一、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郭琨发誓：不在南极建立中国的科学考察站，不成为协商国，以后我再也不参加这样的会议！
1980年，中国派出董兆乾、张青松两位青年科学家，到澳大利亚南极凯西站工作生活了34天。此后，到1984年，中国共派出38人次到澳大利亚、智利、阿根廷、新西兰、日本等国的考察站工作学习，为在南极建立自己的考察站、独立进行南极考察做了充分的准备。
1984年11月20日，代号为"625编队"的中国极地考察船"向阳红10号"和"J121号"从上海出发远征南极。经关岛、社会群岛，过赤道、西风带，劈波斩浪，直抵阿根廷南端的乌斯怀亚港，并于12月24日开始直奔南极乔治王岛。
12月26日凌晨5时，中国考察船队胜利到达目的地。经过紧张的勘察与精心的比较，他们选择了建站地点。31日上午10时，中国南极长城站奠基典礼正式举行。郭琨被任命为第一任站长，董兆乾、张青松担任副站长。1985年2月20日，长城站正式落成，创造了当年建站当年越冬的奇迹，颜其德也成了中国的第一位越冬队队长。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南极科学考察站，与智利弗雷总统站、俄罗斯别林斯高晋站、乌拉圭阿尔蒂卡斯站、阿根廷尤巴尼站、波兰阿克托夫斯基站、巴西弗拉兹站及后来建立的韩国世宗王站一起，散落在乔治王岛上。
四年后的1989年2月26日，中国人又在南纬69°22′、东经76°22′处建立了自己的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
一批批优秀的中国极地科学家，在科学的光辉指引下，以智慧和激情书写着中华民族对南极的领悟，缩短着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2000年12月，中国派出了自己的第17次南极考察队。在这支队伍中，中国除了首次派出两名越冬女队员、填补了中国女队员南极越冬考察的空白外，还在世界上首次向南极派出一批人文学者，引发了国际国内的广泛瞩目。中国南极考察办公室主任、首席极地科学家陈立奇先生为此在当年10月召开的国际南极局长会上，还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提问。
作为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考察行动的策划人，我也无数次地面对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去？去做什么？
2000年9月，在整个活动得到国家批准之后，我以书面形式向各个媒体公布了我的想法：南极是一个亘古长眠的世界。千百年来，它一面向世人裸呈着自己冰肌玉骨、绝世无双的美丽，一面以其肃杀之气凛然回绝了人类无数次好奇的拜访。它已在这个地球上存在了千万年，但至今人类中只有极少的幸运儿踏上过南极大陆。中国涉足南极考察活动16年来，仅数百人有幸叩访南极，平均300万人中才有一人得到这样的"天赐良机".无怪乎有人说：天上最难的事，是太空旅行；天下最难的事，是叩访南极。
科学家们说，南极是人类在地球上最后的一块避难所。是的，无论是地理的广袤还是资源的丰富，南极都是无可比拟的。然而，这种思维的角度并不能真正触发人类的自我反省。只有当人类整体性地从南极堪忧的命运里解读出自身未来悲剧的痕迹，并从而认真地反思、悔恨和救赎的时候，南极才可以真正地被称为人类最后的一块避难所和永恒的福祉。这正是我们策划组织这次活动的目的。
这次名为"极地沉思"的行动，将组织几位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人文学者奔赴南极这块"生命的禁区"，对人生、对命运、对世界、对未来、对历史做出一番认真的、独特的思考。我们不能说这种思考的结果将是一种大彻大悟般的超越，但这种历经磨难的努力至少可以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对人类自身的反思行为做出一种积极的导向。
"极地沉思"行动将首先从时空的角度反思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南极考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国外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最伟大的行动之一。也许有人会问，目前南极对于中国尚无实际的商业价值，也不具备移民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为何还要置生死于度外，穿越关山寒峭，远赴南极去留下自己的足迹呢？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历程又有着什么样的地理学和历史学上的意义呢？学者们将对此作出解答，并在极为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未来命运作出反思。
对于人类而言，南极的生存环境几乎是最恶劣的，它因此被视为"生命的禁区".那种独特的环境压力，将使人对生命的意义有一番新的体会。"极地沉思"行动就是要从独特的角度来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思考亲情、爱情、友谊、家庭、婚姻、人生、命运等等人类的永恒母题，寻找来自于灵魂最深处的启示——它已在喧闹熙攘的世界里蒙尘太久，或许只有在"万径人踪灭"的南极才能有"思接千载，神游万仞"的一刻。
极昼与极夜对于南极而言是正常的，但对于科学家们而言却是一种极端恶劣的变化，它们——尤其是后者——也给科学家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极地英雄在科考的过程中不仅要坚持完成科研项目，同时要忍受漫无天日的考验。这种生命濒临极限的状态一直是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极地沉思"行动将对极地科学家们的心理和生理变化进行研究，这不仅可以帮助极地英雄们更加顺利地度过极昼和极夜，同时也将获得心理学研究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那个自我是如何战胜脆弱、失败与恐惧的。
南极几乎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后一块干净的、未被人类污染的大陆，那里也贮存着地球上最大的淡水资源和蛋白质资源，它不仅应当被视为人类的共同资产，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共同资源，而且本身就有独立自存的意义和价值。从环境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实地考察南极的环境状况，思考南极对于人类的意义、对于生命的意义，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思考生命的真实意义……这样的思考，应当有助于使已经过分热衷于物欲的人们有所"冷静"，同时，中国人也应当在有关南极和地球家园的保护等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曾经有人笑称，在南极还可以组成一个国际俱乐部，因为许多国家都在南极设立了科研基地。南极的科学家来自不同的国家，具备不同的文化和学科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