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1 / 1）
同时，十九路军是一支有“一二八”奋起抗日光荣历史的部队，同蒋介石的矛盾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蒋、蔡为寻找出路，与陈铭枢密商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号召，把反共变为联共，与共产党共同反蒋抗日。
随后，蒋、蔡派陈公培携带一封用绸子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到前线与东方军取得联络。陈原名吴明，曾在法国勤工俭学，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参加过共产党，后脱党。
1933年9月22日，彭德怀在延平王台东方军司令部接见了陈公培，以诚挚热情的态度与陈晤谈，他说：“你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的阴谋是既‘剿共’又消灭蒋光鼐、蔡廷锴，一箭双雕。”陈公培说，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认识到“反蒋才能抗日”①，因此，才想同共产党合作。
当日晚，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亲笔信，对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1933年1月宣言，寻求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直接同中共中央进行谈判。
十九路军突然前来谋求与红军谈判共同反蒋抗日，彭德怀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平江起义之后一直与国民党军在战场上作殊死斗争，对国内复杂的政局缺乏了解，对谈判结果如何，未抱多大希望，对十九路军有无诚意，也觉得很不摸底，但他非常重视这一事态的出现，认为对闽北战局有利，所以对谈判持积极态度，并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先以个人名义与十九路军接触，在十九路军承诺若干条件下再进行谈判，希望得到指示。9月23日1时中革军委回电，提出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先决条件：（一）十九路军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我军在将（乐）、顺（昌）行动，彼方不能干涉；（二）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保证反帝组织的自由；（三）发表反日和反蒋的政治宣言。在接受上述条件后，才能考虑双方订立停战协定。还指示说：“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
9月23日，彭德怀、滕代远和袁国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王台与陈公培谈判。当日，彭德怀将谈判情况及与陈公培接触中了解到的十九路军动态电告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说：十九路军主动与红军联系谋求谈判，是因为他们处境困难。陈铭枢与蒋介石积怨很深，矛盾尖锐，因而主张联共反蒋抗日。蒋光鼐支持。其高级军官师旅长们，畏惧红军的英勇，亦都同意。李济深与陈同病相怜，赞成反蒋。可见，彭德怀经过接触已消除了对十九路军意图的某些疑虑。
蒋光鼐、蔡廷锴收到彭德怀9月22日的回信后，十分高兴。10月上旬，派陈公培陪同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前往瑞金与中共中央谈判。徐名鸿在大革命时期，曾任北伐军十一军政治部主任。这次到瑞金带来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再一次表示愿与红军共同反蒋抗日。在谈判过程中，徐、陈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热情接见，进一步坚定了反蒋抗日的决心。1933年10月26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潘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双方恢复商品贸易，采取互相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助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罢工之自由；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订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
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领导人感到无后顾之忧，遂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反蒋独立的旗帜。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在南昌决定立即兴师入闽，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和江浙地区抽调十万余人，分几路从苏区边沿地区通过，向福建进攻。这本是红军截敌歼敌，支援十九路军的最好时机，但中共临时中央忽然改变了态度，说福建人民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更带欺骗性，“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不过是一种欺骗群众的把戏”①等等。
第六章 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六节 同十九路军谈判(2)
“左”倾错误领导者，就这样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以致未派红军支援十九路军，也未能利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采守势的大好时机歼灭敌人，以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
彭德怀这时力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认为“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就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主张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②。于是，他再次向中央提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①彭德怀提出的这个建议，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②的意见完全一致。可惜彭德怀的正确意见不仅被否定，还被斥为“冒险主义”。
不久，蒋介石以“讨逆”为名调遣10万大军进攻福建人民政府，又以高官厚禄收买十九路军将领，使其内部分化，至翌年1月，历时五十几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中共临时中央虽已意识到与福建人民政府有唇齿关系，担心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后，集中兵力对付中央革命根据地，命令彭德怀率东方军再次入闽。这时，时机已被贻误，彭德怀亦无回天之力。东方军再次人闽作战，由于彭德怀的巧妙指挥和指战员的英勇作战，虽屡战皆捷，但临时中央推行错误路线，使东方军在福建浴血奋战所取得的胜利，对反第五次“围剿”未起到什么作用，也未能实现支援十九路军福建事变的战略目的。
第六章 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七节 痛斥李德(1)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惨败后，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扩大，积极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他一面向美英等国大量借款，购买飞机、大炮；一面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培养“围剿”的军事骨干。受训军官毕业后，蒋介石赠送每人一把上刻“不成功便成仁”的短剑，以激励部属为其卖命。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50万军队，分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开始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对这次“围剿”，蒋介石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在政治上，加紧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和组织地主武装；在经济上，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军事部署是：北路军共计33个师又3个旅，由顾祝同任总司令，主攻中央苏区。以陈诚为总指挥的第3路军是“围剿”的主力，依托堡垒向广昌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南路军计11个师另1个旅，由陈济棠任总司令，阻止红军向南发展。西路军何键和浙赣闽边赵观涛所部，分别担负拦阻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的任务。
9月28日，北路军攻占黎川，“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震惊于一城之失，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方针，急令红三军团北上就敌，“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③，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彭德怀在闽北接到命令，同滕代远率部回师江西，向黎川方向前进。10月6日，红三军团于飞鸢不期与敌周浑元六师遭遇，经过一天激战，占领洵口，生俘旅长葛仲山，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分析这次胜利的偶然性，强令红三军团转到外线，攻打硝石。硝石位于驻有重兵的黎川、南城和南丰之间，处于敌堡垒群中心。彭德怀致电中革军委力陈硝石不易强攻，应以一部作有力佯攻，调动援敌，打击其策应部队。彭德怀的建议幸而获准，避免了严重的损失。
10月24日，彭德怀和滕代远根据敌人改变战术，就红军应采取之战略方针致电中革军委，提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而“应采取游击动作，发动群众封锁敌人，截扰敌人，并在群众掩护下才可发挥机动作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