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1 / 1）
（四十）「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大开的眼界回到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的书报摊上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印入眼帘。
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也就是说必须做过编辑、记者）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是一道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地考虑是否该向《知音》毛遂自荐。
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毕业生放在眼里吗？
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同时鼻子里轻蔑地"哼"一声：开什么国际玩笑，小学文化也想当著名杂志的编辑、记者？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勇气像潮汐一样鼓起又落下，落下又鼓起。
终于，我想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要尝试，我要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
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
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
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
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
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消息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
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笔会的同时，《新民晚报》的通讯员申明坤写了一篇通讯，让全上海人都知道：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赵美萍"三个字几乎在上海家喻户晓了。
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沙碧红开门见山地说，她看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
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就在《半边天》采访我的时候，我的命运也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
《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来电话通知我去面试了，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
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
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简历。
我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我没有什么简历，我也没有文凭，我只读到小学毕业。
我写文章，全是无师自通，自学而成。"钱主任似乎很意外，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
这是杂志社规定的程序，哪怕是小学毕业。"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然后，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没有文凭的我，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气："这就不知道了。所有的应聘者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的。
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
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
"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大概二十多个小时。
我决定坐飞机去应聘。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写作，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勇气与果断是多么正确。（四十一）「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
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
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
我对自己的外表十分满意。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
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
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我终于站在著名的《知音》大厦门外了。
我心中的圣殿啊，它竟然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15层大楼，如果不是大门口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知音杂志社"的铜牌，根本就无法看出这里就是名扬中外、发行量280多万（当时《知音》还是月刊）的《知音》编辑部。
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前来面试的应聘者们已经陆续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面试现场设在二楼的会议室，那是我人生的考场。
成败在此一举！14日上午9点整，《知音》杂志社总编、社长胡勋璧、副总编雷一大、副社长周未水、知音编辑部主任关前、海外版编辑部主任张艺潇、总编室主任钱钧、等几位主考官鱼贯入场。
我平时只是在杂志上见到他们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期刊界名人，如今面对面，又是关系前途命运的求职考试，心里免不了有几分紧张。
大约近20个人参加面试，第一场考口试，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
口试正式开始。第一位做自我介绍的是一所大学的年轻教授，外语相当过硬，给《知音.海外版》写过无数稿件；第二位是一家报社的主任记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三位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我的头皮在慢慢发麻。
原先积累的自信，随着其他应聘者的侃侃而谈在慢慢泄漏。我该用怎样的表达，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才能让这些严肃的主考官们对我这个仅仅小学毕业的打工妹刮目相看？
窗外的梧桐们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阳光像一只温暖的手，正温柔地梳理着梧桐细碎的叶片，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送给每片刚刚苏醒的叶子，像个慈祥的妈妈。
这一刻，我忽然想起很久没有联系的母亲，想起贫寒的家境，想起小时候找村里的高中生借书看，想起在上海小屋中的灯下奋笔疾书的日子......点点滴滴，穿越时空，呼啸而来......我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了。
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是与众不同的。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
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文凭是别人的财富！而苦难就是我的财富！
是我的大学！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这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听了别人的自述，有点自卑，因为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第一句话有了效果，所有主考官都从面前的资料上抬起头来，有些讶异地看着我。
我受到了鼓舞，口齿变得清晰伶俐起来。我先讲了个"煽情"的小故事："在我们那个村子，能看到好书极不容易。
村里有个高中生，他搜集了一箱子的书和杂志，每次，我只能找他借一本，就是在他那个小木箱子里，我发现了《知音》......"煽情的开头将主考官们紧紧地吸引住了。
接着，我话锋一转，说起自己的经历--从小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靠砸石头养家糊口。
19岁时到上海打工，在打工之余自学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发表1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和......最后，我说："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深造，但是，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我的经历就是一笔旁人无法能及的财富，它会使我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无穷。
我请求《知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自己的潜能。因为，苦难就是我的大学！
"说完了，我发现主考官们的眼睛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已经没有了紧张。
我的视线掠过窗外的梧桐树叶，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摆着，好像是对我的赞许和祝福。
接下来是笔试，考我们对《知音》杂志的理解或建议，还要现场编辑一篇文章。
我以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知音》文体与风格的理解，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
文章编辑得也很顺利。考试结束，反馈立即来了。钱主任悄悄告诉我，《知音》领导对我的印象很深，胡总要破例接见我一次。
那一刻，我几乎听到花开的声音！下午两点半，杂志社上班了。我准时来到四楼胡总的办公室。
面目慈善的胡总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家事和我的打工经历，我都一一如实回答。
我抓住机会向胡总保证："如果《知音》能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会使你们失望的。
虽然我没有过硬的文凭，但苦难这笔财富却是我一辈子也永不完的，因为有了这笔财富，我会比其他人更懂得生活，更懂得人生，更懂得人情和人性......"不知道胡总是否被我打动了。
他只是平静地告诉我，录用与否，还必须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我争取过了，我努力过了，成功与否，那是上天的决定！
至少，我已经心安了。考试后第三天，我飞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我及时与沙碧红导演联系，她在电话中问我考试如何，有多大把握。
我充满信心地告诉她："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吧！直觉。"他们也在等待，为我等待奇迹发生。
三天后，好消息从《知音》杂志社传来，我被录取了！并且随时可以报到上班！
一个期刊界的奇闻就这样诞生了--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
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我并没有太多的激动。我应该成功的。
我相信自己。4月28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来到虹桥机场，这一次，是要长久地离开这个我包容了我太多汗水和泪水的城市了。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陆兰亭老师来了，《新民晚报》的记者来了，毛毛来了，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来了，他们带来了书，带来了鲜花，带来了拥抱和泪水......明明是去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地方，可我为什么会泪流满面？
--是我对这个城市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是我对这个城市爱恨交加，是我舍不得离开我同病相怜的兄弟姐妹！
可终究要离开了。我洒泪挥别上海的那一幕，被《半边天》节目摄入了镜头。
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9年的上海，离开了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城市，就像我当初义无返顾离开故乡一样，我又一次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它。
回首奋斗了9年的上海，禁不住泪如雨下......28岁的我，开始攀登另一座人生高峰。
第四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的地方（四十二）「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
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一直以为，"萍"是个十分美丽的名字，又好写又好看，还好听。可是，当我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我的命运，就是萍的命运。
一生漂泊着的萍的命运。从江苏到安徽，从安徽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逆流而上，逆风而行。
而萍草，一般来说只能顺流而下，随波逐流的。而我却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我逆流而上的性格，才使自己到达了人生的"上游".而我到达的每个地方都濒临长江，这不得不让我相信，我命中注定离不开水，离不开漂泊。
这让我想起刘德华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梦》，其中有几句歌词特别打动我--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欢乐都不能由我......这首歌有点感伤，却十分符合我的心境。
只是刘德华与他追逐的梦最终"擦肩而过"了，而我，却紧抓梦的手，直至将它变为现实。
如今，我漂泊到了武汉，这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会是我最后的栖息地吗？
我是否还会继续漂泊？一切都是未知数。而我最大的优点是，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立即生根发芽。
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
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面临的挑战比我的想象要严峻得多。《知音》编辑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数。
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工作经验，我都一片空白。我以前只是写作，不会编辑，也没有作者，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
试用期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里，突破自己。刚来时，单位一时没有合适的宿舍安排给我，于是，单位斜对面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临时宿舍。
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小吃摊上解决的。武汉的饮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响，有点偏咸和辣。
一开始，我怎么也吃不习惯，要知道，在上海，是连咸菜也要放糖的。
但我也许天性是个随遇而安的命，很快便习惯了吃又干又硬的武汉著名小吃热干面，1.2元一碗，一个月下来，体重明显增加。
吓得再也不敢每天吃了。我每天早晨七点钟便起床，洗漱完毕，到楼下吃早点。
然后走上两分钟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厦。单位规定8点钟上班，以签到为准。
中午11：40下班，下午2：30上班。考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知音》杂志社严格的管理体系在期刊界有口皆碑。
经常会有一些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取经。在三楼正对楼梯的大办公室里，已经安排了我的办公桌。
位置十分理想，对面就是高高的梧桐树。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以对面的一幢大楼为标准，目测梧桐每年又长高了多少。
我刚进《知音》上班的时候，从我的座位处，刚好可以看到梧桐树的树梢与对面招待所的房顶平齐。
过了一年，它们就超过了招待所的房顶。我看着它们快速而欣喜地成长着，它们也看着我辛勤地工作着。
那时单位还没配电脑，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后，都必须抄写一遍，如果主任修改过了，还必须再抄写一遍，这样才能方便主编阅读。
有些编辑自己抄不过来，就花钱请一些大学生、退休老师抄写。两块钱一千字。
那些年，《知音》编辑们不知为多少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们提供了轻而易举挣钱的好机会。
第一个月，我一篇稿子都没有。编辑部主任关前（现为《知音.海外版》执行副总编）指点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订本猛读一遍，充分了解《知音》的栏目、风格、要求，以及了解哪些稿件我们已经发表过，以免犯重复编辑同一稿件的低级错误。
于是，我找陈清贫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订本，一篇篇认真啃读。其实，我在上海时，基本上每期必买《知音》，都是读过了的。
但现在的读跟以往的读不一样了，以往读是新奇，现在读是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做笔记。
同时，我买来大量的哲学论著、文学名著慢慢地"消化".这些，会有助于我将文章编辑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个月，我基本上是在阅读和帮别的编辑抄写稿件中度过的。帮别人抄写稿件有个好处，就是学习别人怎么修改文章，包括引言、小标题和编后的制作等等。
这是最简单的"偷师学艺"了。（四十三）「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
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万事开头难，开头真难。第二个月，编辑部主任关前带我出了趟差，到我熟悉的上海与南京走了一趟。
关老师给我介绍了不少他的作者给我认识，我见了不少人，逢人就谦恭地喊老师，就谈选题。
也有两个作者答应给我稿子的。可惜，一趟差回来，我依然没拿到一篇稿子。
后来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放心把稿子交给我这个新编辑的，怕我糟蹋、浪费了他们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给上海一位在《知音》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某老师，向他约稿。
某老师先不谈稿子的事情，却婉转地问我："小赵啊，听说你学历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编辑不容易吧？
"我马上谦虚地说："这都是《知音》给我的机会。"某老师话锋一转，"你以前从来没做过编辑的工作，你会编辑稿子吗？
会做引文吗？会做小标题吗？"这时，我依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这种问题，我虽然听得不多，但有如此疑问的人一定不少。
我说："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么都会的，只要肯学，就没什么学不会的啊！
"这个时候，我明显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轻笑，那笑与一般的笑不一样，是带着鼻音的、短促的一声"哼"，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不屑和轻蔑的笑。
"知音这样下去，能办得好吗？"某老师像是自言自语说出了这句话。
如果真是他自言自语就好了，偏偏让我听到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我抑着气说："某老师，你忙吧，不打扰了。
"我正准备放下电话，某老师的话又传了过来："小赵啊，我跟你们那里的几个编辑都很熟，他们老缠着我要稿子，你嘛，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说"谢谢，不用了"，迅速挂掉了电话，我怕自己没出息的眼泪会掉下来了。
难怪我刚来时，关老师就对我说：好多人都看着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
5月中旬，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播出了以我为主的打工妹专题片。
一时间，我的电话信件不断。人们都很好奇，无一例外地询问，我是如何从一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的打工妹成为一名记者、编辑的。
这些来信来电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现在不仅是少数的几个人在看着我了，而是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了。
如果我几个月后因工作无法展开，而被《知音》辞退的话，我颜面何在？
后路何在？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
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自己！
第三个月，我单独出差去了北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两眼一抹黑。
北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太大了，大得感觉自己像个蚂蚁，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个角落里爬来爬去，还很难办成什么事情。
我是奔着北京几位和我同时参加过香港和泰国的笔会的作者们去的。我们在海外又是亲密合影，又是谈笑风生，还约定我以后有机会去了北京，他们请我吃饭什么的。
但是，我到北京之后，打了那么多电话，有些人不是说忙，就是说手头没有稿子，不好意思......只有严欣久老师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北京的写手。
至今还记得，那位可以做我妈妈的严老师，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个个作者的电话，联系地址等等，还亲自帮我一个个打电话跟作者先通了气。
虽然严欣久老师也没给我写过稿子，但她的热情帮助我至今难忘。有些人，虽然只有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许会让你铭记一辈子。
这就是人格的魅力！因为没有经验，尽管我频频出差，依然没有收获。
有时组回一堆稿子，到报选题的时候，才发现都是不痛不痒的，跟其他同事的题材比起来，简直是一堆垃圾。
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我焦头烂额！第四个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故乡啊！
我希望在那里会有所收获。果然，故乡没有使我失望。回去后，我找到了芜湖市文联的王永祥老师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张国军法官，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了芜湖政法委的王昌银老师。
王昌银老师刚好新近写了一个案子，题材不错，凭直觉，我就觉得是必发稿。
果然，就是这篇我家乡发生的案子，打开了我的编辑生涯的第一炮。对编辑来说，组稿好比买菜，菜买回来后，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编辑出一篇好文章，不仅标题要凝练，引题要出采，编后要深刻，更重要的是如何提炼出新颖不俗的主题。
这对我来说，都是需要下大功夫去学习的。好在，《知音》的领导们都很敬业而随和。
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关前没少关照我，每月编稿期间，他都十分耐心地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做小标题，如何写编后，如何把一篇题材新颖但写得很平庸的稿子编出新意来。
同样是农村出身的雷总编也对我厚爱有加。每当稿子到了三审时，他发现某个稿子编辑没到位，他都会把编辑轮流叫进他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为编辑讲解分析这篇稿子的重点在哪里，该如何提炼主题。
有好几次，我对一篇稿子失去信心的时候，雷总会这样鼓励我："小赵，你能到今天十分不容易，我们都相信你会做个好编辑的，我们当初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也正是看中你身上那种能吃苦的精神和你的聪明才智。
只要你能下苦功，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谆谆教诲如同春风拂面，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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