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关系”，讲“面子”（2）（1 / 1）

所以，我们要在结构之间打洞，钻到另外一个结构里面去，在那里待过以后你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原来是学法律的，我学的那点儿法律知识在法学界混不出头来，所以我又学了社会学。我的社会学知识一般不跟专攻社会学的人讲，主要跟法学界的人讲，如果遇到社会学的人就讲管理，碰到公共管理的人跟他讲社会学……所以说，你要多了解一点儿，到时候“忽悠”人就方便了。

我在公司里面有两张名片，一张叫董事长，一张叫高级研究员。碰到大公司的人士，我不发自己董事长头衔的名片，而是发高级研究员的；要是碰到教授，不发那个高级研究员的名片，给他发董事长的。研究员本来就是高级的，你还高级研究员？教授别看学术研究厉害，但是他钱没董事长挣得多，所以你要用不同结构里面的东西对付不同的人，这就叫交往取向。

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的第二大要素是交往半径。总的来说，我们离我们交往的对象越远越好，这不仅仅是指地理上的，也是指知识上的。一般人读书或者交往总是找跟自己相关的，或是相似的。其实如果站在对我们的知识形成冲击这个角度，远距离的对象比近距离的更值得我们去交往。我发现，虽然看似距离很远，最终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而这种认识在我做咨询以及思考解决问题的时候可提供较多的借助路径。实际上，作为一个协调者，发现某个方面知识很有用，也不必对那个方面很精通，可以找那个方面的专门人才。我们只要知道哪一方面有用就行了，然后可以利用不同的人。这就是要扩展交往半径。

另外，扩展交往半径还有利于我们在交往中改善自己的品质，使我们在交往中成为一个很受青睐的人。人靠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品质的可能性很小，每个人都有他的好和坏，只是发挥和表现出来的形式不一样，一般人在自己长期熟悉、有控制力的环境里面就会表现得越坏、越赖皮。如果在一个你掌控力较弱的环境里面，你会对其他人的需求比较敏感，就会有自我节制，表现得好一些。例如，你在中国横穿马路觉得很自然，在美国这么做就会觉得不自然，因为其他人都不横穿马路，如果你横穿了，就会觉得给国家丢脸了。

在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中，一个人对于自己该怎样做、该怎样自我节制也是比较麻痹的。当我们和原来的文化形成距离的时候，才会对周围的文化敏感。所以在我们交往的人中，他们距离我们远的时候，无论是专业分工的因素还是地理因素，都有利于改善我们，使我们比原来更有魅力。

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的第三大要素是数量。我们的社会交往，尤其跟陌生人的交往，是要有足够的量才能形成的。这就要经常锻炼。偶尔交往一下，熟悉几个陌生人，这不足以改变你，因为你行为的动力定型不够。什么叫动力定型？就是形成一种行为习惯。我们刚刚学车的时候，要同时进行踩离合器、挂挡、踩油门这几个动作。我们原来没有这个行为习惯，所以刚刚学车的时候总是分不清先后。教练把我们教会了，以后开车时就不会再想我要控制哪个动作，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反射式行为，好像已经不用经过大脑思考了一样。

世界上生意做得大的成功商人，没有几个是只做熟人生意的；也没有几个媒体采访的对象只是你认识的人。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社会事业，都是陌生人的事业，所以我们要培养这种社会联系技术，而且要有规模地交往陌生人，这是对我们交往能力的起码要求。

这里面有一个技术，叫做组织生活技术。我说的组织生活不是党员、团员那种正式的组织生活，而是非正式的组织生活。我们要去发动活动，用更大范围、非正式的形式来认识更多的人。

基辛格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很有名了。他能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差不多当了六个国家的总统顾问，就是因为他很擅长组织活动。基辛格一到学校就发现，世界上对哈佛大学感兴趣的人很多，而哈佛大学最简便的资源就是信签纸。所以基辛格到学校不久就开始着手办一个“世界和平与发展大会”，将邀请函印在哈佛大学的信签纸上寄给外国的元首，信函中说哈佛大学要搞这个活动，邀请阁下来参加。哈佛大学的信笺纸是很管用的，很多小国家的元首都说要去。基辛格一看有这么多总理、元首回信说要参加这个活动，就去找哈佛大学的校长，说你看我做了这么一个活动，有这么多的总理、元首要来，是不是要再正式地发一次邀请函。校长就发出正式的邀请，上面署名哈佛大学校长某某某，下面是世界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基辛格。那时候他才读大一。基辛格在大学四年里办了十几个这样的会，一些国家元首一看，这小伙子不简单，才二十几岁就能搞那么大的活动，就请他当国家顾问。可以说，高效能地组织活动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