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1 / 1）

在凉爽的晚风中我们急急地走到大门口。我知道，弟弟和我的同事及其他几个人的亲友已经在拘留所外久等了。

在门口依次交验身份证件。我是最后一个走出来的，相机的闪光灯一闪，同时一大捧鲜花塞到我怀里。我们兄弟俩再次拥抱在一起，我知道并不强壮的弟弟这八个多月来承担了营救我们的重任。

自由了。有谁了解这自由的滋味?

我本能地叫：“肉夹馍！快停车！”

贴在老爸耳边：“我比走时还好!”

我们登上面包车，一刻不停，直奔厦门。

这一整天，年迈的父母亲都守在家里的电话机旁，弟弟不断地向他们报告消息。电话再次接通，我迟疑着，怕听到他们焦虑的声音。我听到了他们的呼唤，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我说：“我平安无事，毫发无损，你们再不必为我担心了。你们从今往后的任务就是好好保重身体!”父母用很高的嗓门叫着我。

路上，他们已经准备了不少食品和水果，我顾不上那些精美包装的食品，而是不停地把花生豆往嘴里扔。他们问我们晚饭想吃什么?我突然看到一处街角有个“肉夹馍”的灯箱，本能地叫道：“肉夹馍!快停车!”他们都笑起来，说：“吃肉夹馍干嘛，咱们今天要吃好的庆贺。”我心想，肉夹馍不就非常好吗?

在一间让我们觉得刺目的灯火通明的宽敞餐厅里，两张大圆桌拼在一起，点了许多好菜和酒。我抓紧把面前的小碟里夹满了菜，半杯红酒一饮而尽便感到不胜酒力。

当晚，我已经住进了厦门市繁华街区三星级的东南亚大酒店，洗了八个多月来的第一次热水澡；按开电视机，五光十色的画面让我目不暇接，于是瞪大眼睛看了不少新奇的广告。睡在洁白松软的大床上，不大习惯地熄了灯，而我竟失眠了。索性把密实的落地窗帘全拉开，让街灯透射进来。终于入睡，梦里却又身处宜兰。

第二天清晨，我似乎又听见了尖利的哨声，一骨碌翻身爬起来，时间刚好还是5点50分。定睛细看，真真切切没有看到铁窗上的圆洞，没有听见狱警的呵斥；跑到大窗户跟前，分明看见晨光中美妙的街市和如同踏着舞步般的自由的人们。这一回真的不是做梦，真的不是在做梦了。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迅速整理好床铺，又马上钻进卫生间洗漱，有柄的牙刷的确好用，抽水马桶与塑料尿桶的差异也实在明显。然后，我迫不及待地出门，没有惊动他人。出电梯和大门的时候，都遇到服务员礼貌而亲切地向我问好，让我感到了人的平等，而我却下意识地想要对他们行举手礼。我走到街上，急于享受自由，享受正常人的生活。

上班的人们渐渐多起来，我来回地穿行马路，很愿意听那些司机对我的抱怨和喇叭声，这无疑是一种享受。我跑到报亭，买了好几份报，这是八个多月来头一次花钱，可以尽情享受信息了。不过，我还惦记着酒店的免费自助早餐。8点钟，我一路大步流星地赶回酒店，大概因为临近春节，住客已经很少，所以我头一个坐在了早餐厅的临街大玻璃窗旁。不一会儿，铺着方格桌布的台子上那盆土豆沙拉就被我报销了；很有素质的女服务员也忍不住悄悄来到我身后看看，大概是怕我把沙拉藏到了什么地方。

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去了闹市区的华联商厦，一反以前“艰苦朴素”的好传统，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为自己换上了新装；尤其是鞋子，按朋友的说法，一定得换，一定得穿新鞋走新路。我左试右试，满意地选购了一双国产名牌皮鞋。

下午，我们登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弟弟很理解地把靠舷窗的座位留给了我，于是我就不时地张望下面的热土。

在首都机场的出口，我第一个见到的是母亲，她身后是父亲，他俩比我走时明显苍老了。

我把他俩一边搂住一个，像哄孩子一样不住地安慰：“过去啦，都过去啦，我没事，都会好的。”我又贴在老爸的耳边补上一句：“相信吧，我比走的时候还好!”

当晚，全家和我的几位很要好的同事围着一张巨大的餐桌共进团圆饭。谢天谢地!谢谢一切赐福予我的人们。

我们重新回到各自的生活中去

五个过海卒的代价绝不会白费

我回到了自己工作将近十年的《北京青年报》，还当记者部主任。上班后的第一次露面，我并未马上去见领导，而是出现在美编室，直接带去了自己刚刚从山西采访写成的一篇 5000字的报道。然后画版、组版，又低头坐在了下午5点的编前会上，当我报选题的时候，多位在场者一愣，之后伸过来一只只手。再然后我参与拼版，直到晚10点签字付印，就像以往每次值班一样。我就是用这种工作的方式重新报到的。

几个月后，我“故态复萌”，又开始了出门远行。走到了长江上游和源头；走到了黑龙江和图门江边的少数民族地区；从北京一路驱车5000公里走到新疆喀什，又掉转头走到罗布泊荒原的楼兰古城；走到中缅边境之外的“金三角”；之后，还乘船远航到西沙永兴岛……这一切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这样的跋涉都是我曾经在狱中梦寐以求的；而且，我今后也将不会止步。

2001年3月，香港《亚洲周刊》首先发表了我的短文《从北京记者到台湾囚徒》，国内至少有二三十家报刊转载。

前一阵子，一名刚从宜兰被放回来的大陆人告诉我，狱警陈俊豪曾经很认真地问他：“你回去后能不能想办法把那个混蛋张力给骗到台湾来?”可见，他们有些人恨我之深。哀哉!我可真要当心，特别是务必要快快打消有朝一日堂堂正正到祖国宝岛台湾去观光的念头，因为我在无辜受虐待的同时就已经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哀哉，台湾当局多少年来引以自傲的“自由”、“民主”与“公正”!

现在，五人当中我经常能和李涛见面，一起饮酒聊天，并把他当成了自己的老弟，对他的了解也多了一些。李涛在航海之前做过个体老板，生意曾经做到国外，发过不小的财，也享过不少的福。他是离异的，出海时无牵无挂单身一个，他常说自己是“孤狼野鬼”。

王光满仍回到了他原来的公司，还在企划部门，但似乎不如先前那样吃香了。不过，他照旧感觉良好，经常到各地参加订货会或其它活动。途径北京时，他还会给我们打电话，要求我们开车到机场去接。他西装革履，派头十足，毫不客气地住到李涛的家里，要酒要菜，我们聊得兴起，他曾经的那些可气的东西都成了可乐的笑料。

我没有再见到老魏，据说他仍在福建沿海与帆船为伴。

我和邵勇言先后在北京和厦门重逢过。我得知，他和小吴是中学同学，小吴是好学生，经常在关键时刻让小邵抄她的作业，每逢班里外出郊游时小吴还悄悄给他带好吃的。毕业时小吴考上厦门大学法律系，之后读了研究生，小邵考中的是鹭江大学外语专业，总之，小吴总是高小邵一头；但小邵喜欢飙车，喜欢电脑，擅长建筑设计，又是个一米七八的帅哥。

两人都爱泡吧，爱上网、爱结交朋友，又都心地单纯善良，所以就这么一直感情甚笃。最近，小邵告诉我，小吴在上海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干得很不错。他打算去上海发展或读同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也有可能年内成家。我们一致认为，他有小吴这么个活泼聪慧又是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实在是极大的福气。

最后，我想告诉朋友们，这一番意外的磨难虽然不宜重复，但却承受得相当值得。

今天我说出这些经历、感受和真相，应当并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就像一位哲人早就讲过的：“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常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两岸中国人必将由对立走向融合，这是我们的信念，是我们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

中国人前仆后继为了民族统一与昌盛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历史不会埋没我们五个过海小卒的足迹，它会公正客观地记住我们单帆穿越台湾海峡的那一刻，更会记住我们五个草民直接登上台湾岛的那一刻。

或许，我们五人与亲朋的痛苦分离，有助于加快千万个分离亲朋的真正团聚；我们五人的丧失自由，最终能够有助于两岸越来越多的人完全自由地往来。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曾经充当了两岸中国人之间铺路的石子，充当了两岸沟通这盘大棋中勇往直前的过海小卒。为了这个，我们愿意再次扬帆起航……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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