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中国档案制度质疑（1）（1 / 1）

事实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两份户口，一份证明身份，一份记载个人历史。那第二份“户口”，即每一个中国人的档案。它从我们的中学时代开始由别人们为我们“建立”了，以后将伴随我们的一生。两份户口都与中国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十余年前，又简直可以说驾驭着我们的一生。

第一份户口就不多说了。当年对一个城市人最严厉的处罚，便是注销户口，这种处罚每与刑律同时执行。现在不这样了，乃是法律的进步。现在某些城市，已开始松动户口限制，乃是时代的进步。

这里谈谈我对中国人的另一份“户口”的看法。

倘谁的档案中，被以组织(比如团支部、团委、党支部、党委)的名义，或单位或单位领导个人的名义塞入一份材料，对谁一贯的或某一时期的工作表现、生活作风、道德品质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面作歪曲的、甚而带有恶意的某种所谓“结论”，更甚而编造了情节，而其人始终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倘此类事发生在从前，即“文革”结束以前，恐怕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觉得惊讶的。我们从前的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已是见惯不怪。从前中国人档案里的种种材料，因为代表着组织、单位或领导，其真实性简直是不容产生丝毫怀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实也真实。

复旦大学有一位老师，“文革”前所开几次会上，“有幸”与某人同室，某怕鬼，却又爱听鬼故事，偏那位老师擅讲鬼故事。在央求下，讲了几则给某听。“文革”中就成了审查对象，审得他稀里糊涂。因为某人已是大领导。后来终于明白，档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写着“对领导怀有不良心理”。“领导”怕鬼，还讲鬼故事给领导听，当然是“怀有不良心理”了。再后来经暗示方恍然大悟，于是从实招来，结果因而被定为“坏人”。再再后来被下放农村改造，贫下中农以为他惯耍流氓，一点儿好颜色也没给过他……

我们原童影厂的一位老大姐，年轻时档案里被塞入半页纸，其上仅一行字——“常与华侨出双入对，勾勾搭搭”。

就那么半页纸，就那么一行字，无章，无署名，无日期，然而起着对她的认识作用。看过她档案的领导皆以为她“作风不正派”。后来人们才搞清楚，其实她仅“经常”与一位华侨“出双入对”，而且那华侨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亲……

电影界的一位老同志去世，我为其写小传，接触到其档案(已故之人的档案就不那么保密了)，内中一封信使我大为奇怪——那不过是她年轻时写给她亲兄的一封亲情信，纸页已变黄脆。只因其兄当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政治嫌疑”的证据入了她的档案……

但，倘诸如此类的事发生在“文革”后呢？暴露于今天呢？

人们也许就不太相信了。

然而这是真的，并且就发生在我身上。

有一份材料于1990年4月被塞入我的档案12年之久，我在不久前因工作调动才得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打印着“本人完全认可”。不但“认可”，还“完全”。而12年间，从无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向我核实过。其上打印着我的名字，代表我的签字。也打印着当时童影厂厂长的名字，代表领导签字。而那位厂长和我一样，12年来全然不知此事。并且盖着单位的章。但除一位当年主管人事的副厂长已故，一切任过童影厂厂级领导的人皆全然不知。现已查明，是一份冒用单位名义及厂长名义的材料，是一份严重违背人事纪律和原则的材料。甚而，可以认为是一件违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