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高原的美丽与哀愁（2）（1 / 1）

挡霜雀儿，魂归去，音犹在195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寒风呼啸，大雪纷纷扬扬，覆盖了村庄和大地。

袁玉秀站在雪地上，举起沉重的镢头朝下挖去。可那长满杂草的土地像是蒙着一张鼓皮，

“腾”的一下，镢头又被弹了回来。她尝试着又挖了几下之后，便一头栽倒在雪窝里。

她哭了，大声地喊着：“老天爷，老天爷，这可怎么办？”她是被干部们从家里逼出来的，因为她没有完成白天的开荒任务。

就在这种哭泣喊叫、掉皮落肉的逼迫之中，石门村的耕地从一千多亩

“跃进”到了两千二百多亩，慢说坡势较缓的

“草间”不复存在了，就连那四十度以上的陡坡

“草间”也未能幸免。紧接着，

“千斤粮，万斤肥”的口号又逼得农民不得不大量烧野灰，除了把那聊胜于无的草间的草消灭殆尽之外，连石门沟里的灌木丛也被一扫而光。

以后的几年里，

“放火烧荒，积肥增粮”的行动在石门村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到了

“文化大革命”中，石门村又成了大修

“大寨式梯田”的

“战场”，破坏植被的行动再次掀起高潮，被逼无奈的农民们为了修起整齐划一的梯田，和给这些梯田上足

“打政治粮”的灰肥，连土底下的树根都挖出来烧掉了，直到整个石门山乡一树不见，一根不留，寸草不生，滴水不流。

很多人认为，破坏生态平衡，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它的恶果也只会在遥远的将来才能显现，不可能是现世现报的。

但是，石门村从1958年愚昧地铲除茂密的植被开始，发展到

“拉羊皮不沾草”的不毛之地，也不过仅仅二十年光景，其间破坏性较大的几次

“大办”加起来也只有短短的十年，而大自然的惩罚不仅

“现世现报”了，而且是十年八年就报，隔年或者当年就报，甚至是立竿见影就报。

天谴如此迅速，令人触目惊心。曾经，这里是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水宝地，谁料二十年后竟成了

“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汉武轮台。从土改时的地埂看，临风的阳坡地已有二三尺厚的表土不翼而飞，避风的阴坡和滩地中，土厚处也不过一铧深，而且大多数耕地沙土间半。

有人新近平整了一块近二分地的场面，被他小心翼翼收拢起来的表土却只有三立方左右。

枯瘦的庄稼植根于如此瘠薄的土层中，哪一棵禾苗不愁旱，哪一片叶子不盼雨？

可是果真叫应了上苍而落下一场大雨时，则又会在苍白的乏土皮上淌出千万条恍若泪痕的小沟小壑来，越发使得大地皱纹缕缕，衰颜陡增。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有一次山水漫灌石门村，但那水是清澈的，也是温顺的，并未酿成毁田毁屋的大灾。

1962年到1979年间也曾有五次山水漫灌石门村，那可就大不一样了：黑水从水峡山上瀑流而下，沿着石门沟咆哮而去，失去草坡守护的沃土被一层层揭去，如牛山石雷滚，浩浩泥流车槽。

当年连一块柱顶石也找不到的平展展的沃野，经过几次大水冲刷后，头大、盆大、羊大的石块无地不有，无埂不有，无路不有；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甚至横七竖八地出现了几十吨重的嶙峋巨石。

沟壑纵横，满目疮痍，山穷水尽，黯兮惨悴。曾经，这里的农民依赖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直起了腰，户户有余粮，人人不愁饱。

谁知他们把土地交给人民公社过了几十年集体化生活以后，这些土地再被还给他们时，竟变成了一片种粮不丰、种草不旺的沙碱滩。

照袁生全老汉的话说就是：“倒进油也不长庄稼了。”1958年还以交粮多而赢得盛名的石门村，到第二年便被推进了

“缺粮队”的门槛而成为历史嘲弄的把柄。粮食单产由四百斤降到三百斤、二百斤、一百多斤，最后成了三十来斤；交售给国家的粮食也由1958年的三十多万斤变为几万斤、万来斤，直到最后连四千一百斤的任务也是年年完不成。

年年到县里、到公社（后来是乡）要粮要救济，成了干部们最头疼的事情。

家家背债，人人欠款，许多农民无计生存，不得不丢下这块难离的故土到远方投亲奔友去了；剩下的人也都在到处捎话，八方打听，随时准备远走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