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3）（1 / 1）
就这样我又成了解放军。
父亲每次都强调相同的细节：伯父随时藏在袖筒里的铜棒子，铜棒子神奇地飞出去，轻轻拨落劈头而来的利斧——伯父死后，脖子又被拧了无数圈——爷爷的棉袄上，火星一闪，爷爷的身子也一闪——刺刀在爷爷的肚子里转一圈，爷爷骂一句，转一圈爷爷骂一句，直到再也发不出声音——麦垛眼看裂了缝，奶奶叫了声“我的娃”便当场昏死过去！这些细节，实在太让我难忘了，我每次听了都会全身发冷，有时候还会禁不住发抖。但是，我一直不敢承认，自己听了这些故事，从来都没有揭竿而起的复仇欲，恰恰相反，每次我都是怕得要命，有时怕得连门都不敢出。不去上学的时候，我几乎整天都缩在家里。有那么几次，邻居家的伙伴们硬拉我出去模仿电影《南征北战》中的场面，分成两派打仗，当石头瓦片飞起来时，我总是想起父亲反复强调过的那些细节，总是看到血从地上飞到天空去了，伯父、爷爷和奶奶在眼前相继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表情特别怕人，倒下去后，地上及时裂开一个口子，把三张脸连续吞进去。大多数时候我只好一个人待着，无声无息，像虫子一样蜷缩在任何一个角落里。不过，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也越发现自己是多么爱伯父、爷爷和奶奶。我甚至觉得他们比爸爸妈妈还要亲。但是，一想到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时，我总是惭愧得要命，因为我知道，自己实在是一个天生的胆小鬼。
父亲讲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什么？
是希望我们去复仇吗？这一点，父亲自己大概也说不清楚。有时，父亲讲完家里的故事，还会顺便讲讲“越王勾践”“吴王夫差”的故事，这些故事，加上伯父、爷爷和奶奶的故事，暗示着什么原本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复仇，通过复仇恢复一个家庭失去的名誉。自古以来所有这类事情，都是这样的结果。父亲也确实常常提到“名誉”这个词。父亲的意思我是理解的：一个家庭差点被斩尽杀绝了，一个家庭的名誉，就是一个需要尽快恢复的问题，尤其是当有人幸存下来的时候。幸存者惟一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就是复仇，复仇！就是恢复家庭的名誉！可是，事实是什么呢？是时代不同了，天下太平了，“新的时代用足可消化钢铁的肠胃把旧时代的一切恩怨都消化掉了”。
最后这句话是父亲最常说的。
有那么几次，父亲把话完全说白了：你伯父被杀前是国民党党员，是韬河县保安团的副团长，我呢，由于幸运地遇上了老同学才及时地改变了身份，继而又转业到地方，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而“对方”呢？哥几个当时都是韬河赫赫有名的土匪头子，但是后来——后面的话父亲实在不便直说出来。我自然是明白的。
我上小学时，贫协主席就是“对方”家的人。不过，我奇怪的是，贫协主席看上去一点都不坏，每次见了我都笑眯眯的，有时甚至会充满爱意地摸摸我的头。有一次，我在教室里剥吃玉米杆一一和嚼甘蔗的方法一样，把玉米杆光滑的外皮剥掉，嚼吃里面水分丰富的瓤子——不小心，左手的中指被划破了，半个指头蛋眼看要掉下来了，是贫协主席亲自把白色的消炎粉撒在我伤口上，然后又仔细包扎好的。
我曾不小心表露过对贫协主席的好感，父亲当时没有吱声，只是长长地吁了口气，倒是母亲狠狠地掐了我一把，说：“没出息。”
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咱们应该向人家学习，就像周总理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到党派，小到个人，都应该这样，时代变了，大家都是阶级兄弟，个人的恩仇是动乱时代的特殊产物，应该让它结束了。”
可是，父亲并没有终止讲伯父、爷爷和奶奶的故事，还是每隔十天半月开一次家庭会议，每次仍然会声泪俱下。直到我离开家到外地上麻风专科学校时，才对父亲的心情有了较深的体会。我设身处地地想：对父亲来说，那是多么近多么近的耻辱呀！由于中间隔了一个时代’我们常常认为，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但屈指算来，事情过去了才二三十年呀。对一个侥幸逃生的当事人来说，二三十年和两三天又有多少区别呢？而父亲又能做些什么呢？父亲能做的无非是娶妻生子，然后便是不厌其烦地开家庭会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给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追述家史，除此之外父亲还能做什么？对他来说，只剩下追述的可能了，追述着时他心里也会好受一些，也算是对死者有所交待。
我是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如果没有那就再说明白一点。“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就变得坐立不安，事实证明他确实有过人的预感，一开始他就相信这次运动肯定是建国后历次运动中最大的一次，大概很快结束不了，甚至要死人。我是半夜被他叫醒的。他问我：“麻风病真的不传染？”我不知道他问这话的意思，我以前多次对他说过麻风病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可怕。我也多次炫耀过自己的知识：一个名叫汉森的挪威大夫，多次把麻风病人身上的结节植在自己身上，没感染过一次。跟麻风病人生的孩子，并不见得就得麻风病。智利总统来中国访问时，曾和广州的麻风病人拥抱过。所以，当他大半夜这样问我时，我还是十分肯定地重复了上述意思。万万想不到，他用一种非常坚定的语气说：“起来，写一份申请书，报名上麻风院工作！”我一听，就像上了一个天大的圈套，又羞又恼又怕，我对麻风病的所有常识，都是从课堂上和资料中来的，我还从来没和麻风病人有过零距离的接触，我也没有把一生献给麻风病研究的决心，我知道麻风病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攻克麻风病，谈何容易！上麻风专科学校之前我对麻风病的印象，比我新学到的知识要顽固得多，我对麻风病的惧怕并不比一般人轻多少。我已在打算靠父亲这个农业局副局长的关系，调出卫生系统，改行干别的。所以，我当即就表示反对，我说，人家都去串联了，我也要去串联。
“不行，绝对不行！”父亲喊叫。父亲的话，我向来是言听计从的。但让我报名去麻风院，又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做不到，我必须违抗：“你忘了？你答应帮我改行的！”父亲的声调稍稍降低下来：“好儿子，听爸爸的，爸爸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我想来想去，只有麻风院是安全的，你先去，等运动结束了，再调你出来。”我必须找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反击，我说：“爸爸，你好像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爸爸立即在我面前跪了下来，用低低的祈求的语气说：“好儿子，爸爸不是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爸爸只是担心你出去万一有个差错，我怎么向你爷爷你奶奶还有你伯父交待！”爸爸竟然给我下跪了！而且，我听到“你爷爷你奶奶还有你伯父”这样的话，就像听到了咒语一样，心一下子软了下来。我还是不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不能不参加。”想不到父亲竟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你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不反对，但是，儿子，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知道子弹是不认人的。”我说：“你那是战争时期，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现在不一样了，你不要乱说。”我不过是嘴硬，其实心里早就屈服了，而父亲一听这话，完全变成一只绝望的羔羊，快哭断气了：“你不听我的，我就先死，我死了你愿意干啥干啥去！”这时，母亲被吵醒了，母亲已经听明白了，两个人开始从床上到地上，再从地上到床上地打起来。我见状立刻躲到另一间屋子去写申请书，写完后，父亲看了不满意，又重写，改了五六遍，最?后我又眷好，次日早晨一上班就交给刘局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