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1章（1 / 1）

这样的人，公审时竟让他到法庭去控诉我对他的迫害，岂不怪哉！再比如总后死的八个人中，有一个后勤学院教员王述臣是造反派的头子（第一把手），此人当过国民党的警长，他主持造反组织「星火燎原」开黑会攻击毛主席被举报了，我能不批示吗？我不对反毛主席的人批示，我成了什么立场？当时有《公安六条》，总后能不抓他吗？《公安六条》有明确规定，他这种人根本不许参加群众组织，更何况当第一把手搞反党委，搞打砸抢，完全是对革命政权进行报复。他被抓起来后，他的同谋把他当过为警长的情况调查出来了，自知问题严重，怕王述臣把大家供出来，就把他当过为警长的情况通过他老婆告诉了王述臣，实际上是威胁。王述臣自知罪恶重大没有活路，他让他老婆在饭盒里放了毒药，他老婆送饭时，王吃后身亡。此人后来竟被邓小平追认为烈士。他是谁家的「烈士」！？

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一伙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和报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继承了江青一伙的衣钵，他不惜违背历史事实，硬把军队造反派与革命派的位置颠倒过来了，从而把革命派变成打击对象，把错误严重甚至罪恶萦系的造反派变成革命力量。邓小平是旗帜鲜明地依靠军队打砸抢、反党乱军的造反派的。在所谓清理「三种人」中，他们以人划线，把革命派当成「三种人」清掉了，总后150余名军师级干部全部下台，隔离审查、开除党籍、判刑劳改、清出军队；降级、降职、给予处分的就是「宽大」了。这么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结果全给「割了韭菜」，总后机关及其所属各单位成了清一色的造反派。那些反党乱军、打砸抢的造反分子又被作为反对我们的生力军重用起来，邓小平利用这个怨气，根本不讲党性原则。邓小平并不了解军队在文革中的情况，他也不愿意认真了解这些情况，由于邓小平骨子里对毛主席有怨恨，他不分是非，把文革中在台上工作的人统统搞掉，使我们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失去了起死回生的机会，他反以我们作为毛主席的替身，搞公审，反对毛主席。

一想起这么多军队干部因为受我的株连，蒙受冤屈，家破人亡，我就感到万分痛苦。如果我一人坐了牢，杀了头，能免除广大干部的灾难，我是心甘情愿的！我们这个党冤冤相报太厉害，很多人没有死在敌人的刀枪下，没有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上，却成了党内斗争的祭品。这是多么大的教训啊！

毛主席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伟大贡献是任何人也磨灭不了的。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也确实犯了不少错误。我们说，对文化大革命是应当很好总结的，这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来反对毛主席、否定共产党就是错误的，也是别有用心的。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反对共产党，也是毛主席身后某些领导人的一大「创造」。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党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毛泽东个人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尽管毛泽东个人对文化大革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文化大革命还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

恶毒株连是冤案的一大特点

恶毒株连是冤案的一大特点。在军队中总后勤部干部受株连的情况是最为广泛的。「九一三」前总后正副部级首长十三名，没有受到大的牵连的有张天云（当时患癌症）、封永顺（整编时总参过来的）、张令彬（秋收起义的老同志）等；关进秦城监狱的有邱会作、王希克、戴金川、陈庞，还有三〇一医院的正副院长靳来川、曹根慧等人；被赶下台以后处理的有：张池明、邱创成、张明远、严俊、伊文、丁先国等人。

各二级部和军级以上各大单位的约有三十多个，军政首长受株连的占三分之二之多。师一级领导干部受到株连的也很多，机关处一级干部亦有不少人受到株连。我和其他领导干部的家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包括：秘书、保密员、警卫员、司机、炊事员、护士等一律都受到株连。

他们进行株连，首先扣上「邱会作死党」的大帽子，然后进行政治迫害。「邱会作死党」的真实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是以人划线的借口罢了。以人划线的实质问题就是：凡是同邱会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工作的都是反革命；凡是反对过邱会作的人都是依靠力量，对邱会作搞武斗、砸烂总后机关的造反分子都是「革命」的领导骨干。这样一划分，就阵线分明了，也是造反派株连革命派的政策依据，革命派的灾难也就不可避免。

划了这条线，总后的干部受到株连的数以千计。对受株连人的处理：有的逮捕法办；有的开除党籍、军籍，撤消职务；有的劳动改造；有的连降三级；有的以转业、复员的办法处理。不少应转业的干部强行按复员处理，削职为民。

以我的秘书吴瑞云为例。吴瑞云是五八年入伍的青年同志，表现一直很好，六八年选调给我当秘书。「九一三」后，林彪办公室和黄，吴、李的秘书都进了中央项目组。总理原有把我分化出来的想法，因此我的四个秘书没有进中央项目组，由总后代为审查，这样总后的造反派就钻了大空子，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迫害。林彪办公室和黄、吴、李的秘书七五年经毛主席批示就解放了出来，分配工作，我的秘书反而被关到八〇年公审以后。吴瑞云本应转业，却让他复员，他爱人在北京工作，却让他回老家在屠宰场当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屠宰场认为吴瑞云是个不错的同志，有点文才，就调到科室工作。总后知道这一情况后，派专人到屠宰场批评。屠宰场愤怒了，反问总后来人：「吴瑞云是你们的人你们带走，是我们的人，我们有权决定他的工作岗位！」

我们的冤案是个人作用造成的，他们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决定与处理都不是根据事实和政策办理的，而是以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办的。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政策问题。邓小平为了政治需要，要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定成死案，这就是说，在他没有死之前，不要说平反，连松动一下也是不可能的。比如说，黄永胜的死就很能说明问题。

黄永胜是大革命时代参加革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代名将，中外著名的战将。我得知他去世之后，立即提笔写了一篇悼文，现在把悼文记录在这里。

哭老战友黄永胜总长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路光从北京发来电报说：「冬父四月十六日在青岛逝世。」噩耗传来，令人心碎，老英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黄永胜同志关了十年，患了肝癌，他留在人世的时间不会很长了，这我是能想得到。我异想天开地想过：希望在他去世之前，我们还能见一面！对黄永胜同志之死，只有泪水为悼了！

我同黄永胜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当然，我们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我们的政治生命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同刻而「死」的。从政治生命来说，历史上刘、关、张希望同时而死，未曾实现，我们可实现了！这样的战友，确实是少有的。四人帮认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的「四大金刚」，后来邓小平又决定，黄、吴、李、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主犯」。不管是金刚也好，主犯也好，苦难兄弟也好，革命战友也好，黄永胜都是处于「大哥」地位的。

我同黄永胜同志是一九四五年二月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在延安偶尔认识的。我们都是七大代表，都住在中央党校一部。但我们不是一个代表团，原来并不认识。一天，我的小孩患痢疾，我和杨梅生到友人张令彬家里问有什么药没有？正好黄永胜也在那里，黄听到之后，好像对待很熟的老朋友一样对我说：「我可能还有几粒痢特灵，是治痢疾的特效药。」他马上叫人拿药去了。

因为我同黄永胜同志是第一次谈话，根本不好意思回答他的话，当时也还不习惯说什么道谢的话。我正在不知怎么样是好的时候，拿药的人就把药取来了。黄永胜手拿着药对我说：「这是痢特灵，治痢疾病很有效，但只有三粒了，估计可以治好你孩子的病。」他就把药给我了。我只是回答说：「好、好。」别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黄永胜自己有小孩，在延安这样的条件下，能够把特效药赠给别人是了不起的，而慷慨赠送我这个初相识的人就更了不起了！我接过药来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心想；黄旅长（他当时是教二旅旅长）是一个能诚恳帮助别人的人。他具有我军高级干部典型的优良作风，是值得学习的。黄永胜同志的这种好作风，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在延安同黄永胜同志一面之交之后，四六年六月间我们在热河承德又见面了。我当时由军调部北平执行部回到承德，黄永胜任热辽纵队司令员。当时冀热辽分局决定把热辽纵队改为热辽军区，黄永胜任司令。他建议我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我们就第一次共事了。此后热辽纵队改为热辽军区，下属十六、十七、十八三个旅和热中、热东、热北，辽西四个分区。这是准备国民党军队占领承德后的作战部署，此后，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同黄永胜先后七次共事。我们之间，从共事开始，到同时关起来，同时投进监狱，同时受审，同时在鬼蜮世界度日都是亲密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