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1 / 1）

其实，搞来搞去，内容还是那些东西，不过，不同名义和目的的审査，各取所需，各有各的利用角度就是了。

高检预审组主要的是企图抓到我在文化革命中同林彪有「反革命」关系和参与「南逃另立中央，谋害毛主席」的「两谋」问题。

高检预审组对我审査一开始就说：「现在我们对你的审査，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问题的审查。你是这个集团的主犯，也应当受到国法制裁。你必须如实回答我们向你提出的问题。」

我说：「江青是什么样的反革命集团，我不清楚。有没有林彪反革命集团，我很清楚。」

「你不认为林彪搞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你说说你的理由吧。」

我说：「现在，我就借你们对我审査的机会，说说我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看法并希望你们记在记录上。

「第一，我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总会有纲领，有活动和有罪行。对这个问题你们能指出事实吗？第二，林彪反革命集团成立于何时？第三，我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根据是什么？我的罪行又是什么？我在林彪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很长，哪些是工作关系，哪些是反革命关系？对这个问题，请你们指出来。」

「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还有什么疑问吗？」，「亲信就是反革命集团关系了？我是不能同意的。什么叫亲信，希望你们有个明确的概念。」

「亲信就是结帮、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这样对你的吗！」

「我知道你们所谓亲信的概念了。九大之后，周总理同我谈过一次。我说我参加政治局是黄牛当马骑，总理回答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我现在也只能用总理的话来回答你们。」

「你是政治局委员就决定了你的问题的性质！这点你总不能否定吧！」

「现在我又多明白了一点你们的逻辑了。政治局委员就等于反革命，这就是你们决定问题的根据。」

根据他们提出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一致」的问题，我说：「根据历史事实，林彪、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维护毛主席，有过工作的关系，但主要是斗争。这里，我不讲林彪同江青斗争的全部问题，只简要说四点。

「第一点，不准造反派夺权。林彪对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是没有表过态的。正是因为如此，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还有人指责林彪是后台，这点你们可能不清楚。

「第二点，不准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林彪防止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是像防贼一样的。不准他们进来；也不准军队有中央文革的代理人。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就是为了挡住中央文革的张春桥进军队的。

「第三点，不准军队搞四大。六六年五月间，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央军委立即决定，军队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三月间，中央军委又召开了全军军级干部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对稳定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六年十月，林彪确实同意了军队院校搞四大的《紧急指示》，这当然是错误的，给军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文件是谁起草的？是全军文革起草的，用来将老帅军的，林彪、叶帅、聂帅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四点，不准江青一伙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没有夺去军队更多的权力和军队没有乱，林彪是有功的，军委办事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九一三』之后，江青一伙大发横财的主要『资本』就是他们抓住了『林彪反党集团』反江青一伙的事实。」

「你说的那些，不在我们审问的范围之内。根据你同林彪的关系，我们认为你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确定我为「反革命」的证据

高检预审组在先给我戴上「主犯」帽子的前提下，进一步就要找到我的「反革命」证据。他们指出如下五个问题，其实都是捞稻草。

第一，关于烧毁材料的问题。

「为了掩盖你同林彪的反革命关系，『九一三』之后，你烧了很多的材料。你应当老实交代！」

「九一三」之后，我的老伴和大儿子确实烧过一些和林彪、叶群合影照片，叶群、陈伯达写的诗词等无关重要的东西，有些东西也是我交代秘书办的，烧了什么，在秘书的工作日记上有记录。要是反革命材料，我还能让秘书经手去办吗？我的工作文件、数据，有关工作方面的档案，不会少一件的！」

「既然你烧的是不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又要烧？」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烧了一些东西，主要目的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和林彪、叶群关系密切。现在想起来，毫无必要。李作鹏就没有烧，难道他就不是你们所说的主犯了吗？」

第二，关于反对徐向前的问题。

「你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恶毒攻击徐帅。你反对徐帅就是犯罪！」

「徐向前利用职权，把我推到二医大『红纵』的虎口上送死，我就不能反对他的错误？况且，徐帅不止一次向我道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徐帅也向我道了歉，当时很多人都在听。如果是犯了罪，我根本不推脱。可是，我的犯罪是从徐向前那里来的。他利用军委副主席的职权，把我推到二医大『红纵』虎口上去，当时正是造反派搞武斗最厉害的时候，『红纵』是要把人往死里整的，这是什么问题？难道我就不是老干部，就可以让人任意宰割，而且，当时陪斗的还有很多总后的其他领导呢！当时叶帅、聂帅对徐向前极不负责的做法是很气愤的。这个问题，如果我同徐向前的关系打个颠倒，我要是有权力把徐帅推到二医大『红纵』的虎口里去挨斗挨打，今天扣到我头上的帽子就是不折不扣的谋杀徐帅了！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我和徐帅的疙瘩早就没有了，徐帅在历史上是有大功的。我看你们未必是为徐帅『伸冤』，徐帅也未必同意你们这样做。你们只不过是借着徐帅的牌子打击我就是了。」

第三，关于「砸烂总政阎王店」问题。

高检预审组指控我：「你是参与砸烂阎王店的积极参与者」。

「这是毫无根据的。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说了『砸烂总政阎王店』的话，这句话当时是气话，当然也是错话。后来总政军管了，这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我倒没有看到林彪有什么批示。」

第四，关于「看总政档案」问题。

「你派人偷看总政的档案，要老实交代！」

「不是我派人，是我同意了总后文办的建议。况且，也不是偷看，档案还能偷看得到？档案保留下来就是给人看的。关键的问题是我当时的职务有没有批准看总政档案的权力，如果有就是正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看档案的不计其数，比如说，不看档案，群众怎么知道不少老干部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呢？我看那些砸军队机关档案室，抢走机密档案的造反派才是违法犯罪呢！他们抢档案干什么？就是为了看嘛！」

「看总政的档案就是为了砸烂总政。」

「这说不上，我没有看总政档案之前，总政早已被『砸烂』了。总政若是不烂了，也看不到总政的档案。」

高检预审组最后严厉地说：「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被审问的人拒不承认，也可以定罪。」

第五，关于总后「死人」的向题。

「死了人总是错误的，但这个责任怎么负？由谁来负？作为总结教训，我这个后勤部长、党委第一书记是要负责的，但把死人问题别有用心地作为『犯罪的证据』，我是不能接受的。在文革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陶铸，彭德怀、贺龙两个元帅都死了，死人的教训是很大的。」

因为除了总后死了人之外，不仅找不到我的「反革命」证据，也找不到我的触犯刑律的证据，所以在总后死人问题上，他们特别卖劲。高检预审组对汤平、周长庚、张树声、申茂兴、华迪平、顾子庄、张凌斗、王述臣等八人的情况都问了。但对上面的情况，我早就向中央审査小组交代清楚了，他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新的问题。

高检预审组，关于总后造反派的问题也对我进行了审问。

他们说：「革命造反派要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总后的代理人邱会作，总是事实吧。」

「造反派要坚决打倒我是事实。但他们打倒我的理由是先在我头上扣上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资反路线的帽子，然后又定我为中国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义分子。在文革中，造反派从来没有指责我是林彪的什么分子，也没有消灭一个什么林彪反革命集团。但造反派在文化革命中搞乱了总后机关，对领导干部进行了凶残的批斗，是全军大乱的典型，这些是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反对你就是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做斗争！」

「『九一三』之后，这么说可以。『九一三』之前这么说是不对的。」

可以说，他们的审查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他们是不会罢休，即使是搞清楚了的问题，他们在起诉书中也会照样作为所谓「罪行」起诉的。

在公审之前，不知是证据不足，还是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在秦城监狱对我进行了两天的突击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