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1 / 1）

」

「你们吃的伙食，只要抓得不紧，问题也就出来了。可能你已经感觉到，伙食是时好时坏。」

对那位「光头主任」的话，我只是听，别的话一句也没有说过。

八〇年五月底，或六月初，监狱的另一位负责人，又同我谈过一次话，他同我谈话的时间有一小时多，从他对我谈话的态度来看，似乎是有「送行」之意，可是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又不是那回事。

中纪委审查小组最后的话

审査一开始是对我严格执行政策的，他们对我审查的基本方针是：搞清问题，争取对我宽大处理，这和李震时期的中央项目组的审查成了鲜明的对照。李震时期的中央项目组主要是抓「两谋」的「反革命」的材料，中央审查小组是落实真凭实据的材料。

他们说：中央对你的审查是很重视的，我们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对你的案情做了反复研究。

他们说：「我们这样做，是从『事』求是、而不是倒过来从『是』求事。」

他们说：对我这样的人物，要以搞清问题就要先搞清楚事实，并用党的政策界限去分析事实，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以搞到什么材料为满足，就必然走上逼供信。因为对被审查的人，要抓住一点半点材料是非常容易的，但要把问题搞清楚就不很容易了。

中央审查小组基本上坚持了回到当时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去考虑，放到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考虑，把我放进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在内的领导集体之中去考虑，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他们注意到了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我的问题，对我的问题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忘记就是忘记了。对问题宁可交代不完全，也不可以想当然凑「完满」。

八〇年七月上旬，中央审查小组的审查就宣布结束了。

中纪委审查小组对我的审查结束的时候，全组人同我做了一次比较长的谈话。主要说了如下两点。

他们说：我们接触已经八个多月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对你的问题已经搞清了，其问题的性质同我们预料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搞清楚了你的问题，也认识了你这个人。前不久，万毅同志代表中央又同你谈过话，我们相信你是心中有数的。对你的问题，目前是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认为，你的问题已经清楚了，无论用什么形式审査也是变不了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完全负责，你尽管放心。我们很欣赏你过去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决相信党，特别当党不信任自己的时候，更要相信党。对这个问题，你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点是根本的。过去，我们同你说过多次，能够为你争取到宽大处理，我们感到高兴，对党也是一个贡献。对你的审査，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你邱会作本人！我们的工作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但对你的处理终究是要服从组织决定，要遵守纪律的。这个道理你也是很清楚的。

他们还说：我们接触之初，你同我们说过的两句话：「心中无愧，不怕见阎王。」这是你的态度。这句话我们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送你一句话，那就是：「不要为自己帮倒忙！」我们的话对你会有用的。另外，记录问题你是很不注意的，你存在记录无用」的思想。你要知道，是有用的，用处很大，可以作为处理问题的根据，并不是一张废纸。

当然，这段历史的内幕我是不知道的，如果说这只是为了捉弄我一番也大可不必，但他们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愿望毕竟没有实现，有些人还参加了公审。回想起这些，我的心情很沉重。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所在，是党的光荣传统。可是这个根本，这个传统，往往被自己破坏。广大干部群众是能坚持实事求是的，但无济于事。职务越高的人，甚至是很高的领导人，往往不能实事求是，他们习惯用个人意见代替政策，用权力代替实事求是。

对于公审，我自己认为我没有什么罪行，中央审查小组也认为我没有什么罪行，双方都应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可是公审自己吃了大亏，发生在文革中这样一个特殊的、复杂的环境下发生的事，而且这些事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部署相关，为了顾全大局，自己当错误来认，结果法庭当罪来办。实事求是到底在哪里！？「大局」「态度」一直困扰自己，自己本质还是幼稚，我坚信党而不是某些人，而某些人却能左右党，这就是悲哀。

第四十二章 移交高检与预审

补办逮捕手续

中纪委审查组的审查刚结束，我对中纪委审査小组「美好的话」还没有来得及深想，仅隔十几天，就宣布对我补办逮捕手续，这也是我没想到的。可见上面斗争是激烈的，实事求是地解决党内问题、路线问题是很艰难的。

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在秦城监狱以总政治部保卫部的名义，为我补办了逮捕手续。我在卫戍区关了五年又三个月，在秦城监狱关了近四年，关押快十年了，才办逮捕手续，真是古今中外的大奇闻。毛主席和周总理只把我送进了卫戍区，隔离反省。毛主席、周总理不在了，我又被关进了监狱，现在又进一步要把我公审了。这说明邓小平这些人是不愿意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们从法律上抓辫子，利用军队原来的造反派为骨干，来打击我们，他们并没有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法中走出来，而是「现在轮到老子了」。

宣布补办逮捕手续的人好像天生只会板着面孔，特别凶。在补办的逮捕证上，我签了一个名，并写上「服从中央决定」几个字。他们不愿意我写这几个字，我坚持要写。另外，非要给我照一张相。对我逮捕的「法律」手续就算完成了。我对逮捕不逮捕是无所谓的，关着就是实质，其他都是花活。

过了两三天，在预审组长陪同下，来了六七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来人的面部表情，严肃到了使人害怕的程度。组长对我说：「今天专门谈『八八』问题。」

我从口袋里，把过去写交代的底稿拿出来了。他们打开录音机，我就一字不漏地念开了。我大约念了二十分钟就念完了。此时，他们说：「你的稿子还是过去的，一点新内容都没有！」

我回答说：「过去我就把情况全部交代完了，当然不会有新内容的！」

「不尽然吧！何必同我们对立，把问题搞清了对你有好处。」

「要是有好处的话，早就该有了。这个问题在八年以前，即七二年三月间，我就向当时的中央项目组交代清楚了。」

「不要过早封口。吴法宪交代了过硬的材料。你是在场的人之一，能与你无关吗？」

「我希望你们有过硬的材料，完全可以定罪的材料，这样，我就可以不受罪了。因为这个材料我已经写了几十次了。我同吴法宪是两个人，这总该是事实吧！」

「我不知道他交代的内容。」

「根据你们提供的情况，我认为不排除两点，一是，吴法宪、叶群可能利用我不在的时候说了什么。二是，也不排除吴法宪说假话的可能。」他们听了我上述意见之后，一句话没有说，就宣布：「谈话到此为止。」

又过了两三天，预审组又同我谈了一次话，他们首先说：「你前几天对『八八』问题对我们有启发。」以后他们就没有再问了。

由于总政保卫部的预审就要结束了，他们又郑重其事地同我谈了一次话。他们要我谈谈补办逮捕手续之后的感想。我说了两点：

第一，屈从中央的决定。前几天，狱方就向我宣布了七三年十大的决议：邱会作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不是说要光明正大吗？怎么对我们的决定七年后才通知我。

第二，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我毫不害怕。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一定坚持：永远不反对毛主席，永远不反对党，永远不说假话，我对自己心中有数。

又过了十多天，即到了九月初，预审组负责人刘宝庆，监狱一个工作人员，在秦城监狱二十一楼预审室向我宣布：「现已査明，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移交检察机关。」这次宣布，前后只有五分钟，并且只是口头的，并未立记录，我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签名。

「反革命主犯」问题

八〇年九月上旬，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在秦城监狱开始对我进行了连续十多天的预审。

预审组由三个组员、一个记录，共四个人组成。我一见到组长王瀑声，即大吃一惊。

王瀑声原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几易其主的人，文革开始的时候曾经多次表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远学林副主席，近学邱部长，坚决跟着邱部长一起闹革命。但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后，他又投降了造反派，当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派叶群把我从武斗场上抢救出去之后，王瀑声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来。「九一三」之后，王瀑声又转回造反派一边去了，这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组长王瀑声的本来面目。组员孟恩庆，从他对我的凶恶态度来看，很可能是军队政法部门的。

看到这样的阵容，我真是一肚子气，但对邓小平、彭真的路数也就清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的目的是两个：（一）为确定我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二）为确定我的反革命找「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