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5章（1 / 1）
你可以放开讲，时间不限。」
第一次讲的时候，听的人不少。除了审查组的人之外，其余的都没见过。听的人很感兴趣，有人边听还不时点头。听完之后，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说：「你的揭发材料写得很好，今天讲得更好。注意身体。这对我们争取对你的宽大处理极为有利。」但我对此除没有抱幻想之外，总感到他们「好的态度」是一个不解之迷。
第二次讲的时候，除审査组的人之外，还有穿军装的人在听。听的人的兴趣比上次的人小多了。当我讲到：「江青攻击周总理时，她的话音一落，黄永胜就表了态说：历史上的问题我们不清楚，总理领着我们辛辛苦苦工作，我对总理没有意见。吴、李和我也跟着表示同意黄的讲话。」我的话音一落，那位穿军装的人站起来说：「你们有这种觉悟吗？」他说完就走了。我心里想：「你这个小兔崽子！除了当刽子手之外，不会有什么用。」我对他十分鄙视！
审查的第一遍，也就是「过滤」性的审査，到此告一段落。以后就转为重点问题审查了。
关于攻击朱德的问题
五九年十月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到林彪批判朱德。他说：「朱德能力不大，可是还想当领袖。人大委员长不愿当，要当国家主席。什么总司令，是假的，我军的总司令向来都是毛主席。……」林彪对朱老总的批判，我当时并不以为然，但感到其中必有问题。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人都批判朱德，他们的调子都比林彪高。
六八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叶剑英对朱老总作了长篇批判发言，批判的主要内容与九年前林彪讲的基本相同，而且还大有过之。从简报上看。批判朱老总的人就多了，发言的调子也高，不少老同志都批判了朱德。现在看来，批判朱德应当是来自毛主席，所以大家讲的是否是实话也难说，我看主要是讲给主席听的。
我还清楚的记得，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搞《党史纲要》时，其中提到朱德的错误，但点不点名杨成武拿不准，就给毛主席打了报告，毛主席在批示中同意点名，而后以中央文件下发。
六八年十二月，我在总后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朱老总的「问题」。我讲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叶剑英在会上的发言为依据的。我对朱老总的批判是完全不必要的，是带有赶「潮流」、赶「时髦」的性质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唯独总后不传达，恐怕也是不成的。总之，对朱德的批判是工作性质，不是我一人批他。好在我当时还远远没有面对面批判朱德的资格，朱老总也听不到我的讲话。
关于搞叶帅材料问题
六八年四月初，黄永胜上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不几天，康生在中央碰头会上就要黄搞叶剑英的材料，康生说：「主席对我说，叶剑英的问题不少，对他的问题，搞个材料来看看。」
对搞叶的材料，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传达后，我发表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表示的态度。我说：「叶是政治局委员，虽然是坐冷板凳的，但搞他的材料应由主席或总理交代才好。」对我的意见大家都不表态，黄永胜说：「从感情上讲我和叶帅不错，从工作上讲整材料费力费时费人，但康老何许人也？他在会上讲是主席让搞的，当时总理也在场，康老给我们搞阳谋。」
黄永胜还说，他会后问过总理，总理说：「会上布置了的工作是要办的。」
这样，对搞叶的材料，黄永胜决定：先搭架子搞起来再说，但不要太牵扯我们的精力，要绝对保密，由军委办事组直接管。谁负责抓这件事，吴法宪提议由我来抓，我不接受这个任务。我说：「我以前跟叶帅关系很好，甚至有人说我是叶剑英死党，我怕涉嫌，对工作不利。」黄永胜即决定：「老邱可以不管，由老李来管，由李在海军调选主要办事的人。」我记得，李作鹏指定海军政治部一个处长管这件事。
搞叶帅的材料组成立后李作鹏恰好病了，黄、吴要我临时管一下。我不能推托，就办了如下几件事：第一，除组长之外，由空军、总参、总后选调的工作人员是我审定的，并由我召集全体人员开了第一次会议。第二，我批准材料组的办公地点设在总后机关大院之内。第三，我批准材料组调阅过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的有关档案材料。第四，我批准印发了材料组第一稿材料，我一个字也未改，即批：「印发军委办事组审议」。在我办了上面四件事之后，李作鹏病好了，从此对搞叶帅材料之事，我也就「移交」了，再没有过问。后来对叶帅搞成了一个素材稿——基本上都是空话。黄永胜和叶帅关系也很好，他多了一个心眼，把这件事向林总汇报了，林总坚决不让搞，黄永胜立即下令把材料全都烧了，一份不准留，搞叶帅材料的事也就结束了。
关于反击徐向前的问题
六七年初，我在西山养病，因为我被总后系统的造反派批斗得很厉害，心脏病发作，昏厥在批斗现场，经抢救后，叶帅叫我到西山休养，这个情况徐向前是完全清楚的。
一月十九日下午五时许，徐向前突然给我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我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命令你回到总后去参加运动。」这个时候，徐帅要我回已被造反派搞得大乱的总后机关接受群众批判，实际上是让我去送死。对徐向前的命令，我感到很震惊、很突然，这个时候到群众中去，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很清楚，但他毕竟是军委副主席，我还是很认真地回答：「坚决执行命令」几个字，其他什么也没说就下了山。上海二医大「红纵」是唯一支持上海「一月风暴」向上海市委夺权的军内单位，是江青、张春桥勾结起来，把造反派势力引向军内的祸水，他们来京是专门冲击总后党委，专门整我的。这些徐向前是很清楚的。徐帅身为军委副主席、军委文革组长，顶不住造反派的压力和纠缠，又向江青示好，他竟利用自己的权力，把我送到「虎口」上去，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在毛主席、林总、周总理、中央军委的支持下，在总后党委的领导下，打垮了总后系统打、砸、抢的造反派以后，清查祸根，势必涉及到徐向前。我要总后文办搞了徐向前的材料也是事实，材料搞好了，但没有散发。为什么没有发？是黄永胜劝阻了。
八〇年，中央审査组对我的审查将要结束之前，审查组全体同我做过一次政策交底。他们说，「对你的问题的复杂性，你应该想得到，对徐副主席的问题，你说的情况是事实，但这样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也不能这样向上报告。我们提议，你对这个问题做个简单的检讨，这对整个审查是有利的。」
审査组谈话的精神我完全理解。我即表态说：「对徐向前的观点，我是不能改变的，但为了支持审査组的工作和顾全大局，我可以向军委，向徐副主席进行自我批评！」审查组对我说：「可以！」对这个问题的审查也就结束了。
平心而论，徐向前是害了总后不少干部的，这和「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类似的。中央决定批邓，不批是不成的；邓东山再起，不处理批邓积极分子也是不成的。当时，总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拥护总后党委，拥护我的，在混乱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坚守岗位，认真工作的。徐帅的命令一下，把我推进造反派的虎口里，不少干部误认为中央对我的态度变了，甚至认为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对我的态度变了，这样，干部队伍发生了动摇，一些人倒向造反派。其实，毛主席、中央是保我的、肯定我的，并派周总理亲自送我回总后主持工作，这样，把一些干部装进反总后党委、领导的圈子里，审查和清理造反的干部也就势在必行了。
关于总政的一些问题
从五九年秋我当总后勤部长以来，总政某些人就一直反对我。由于军委对我的器重与支持，他们没有能达到目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总政把我列入罗瑞卿的圈子内一起打倒，也未能得逞。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政某些人就策划利用造反派之手把我打倒。
审查组：「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你要同我们谈清如下问题：一是搞总政的材料问题；二是看总政的档案问题。」
根据上面的问题，我分别简要做了如下交代。
关于搞总政治部的材料问题。我指示搞了总政一份长篇材料，并分发到了各大军区、军兵种、院校后勤机关。搞这个材料的目的，主要的是揭露总政的空头政治，使后勤机关的工作能够更好地实行政治统帅业务的方针。
六七年三月底，总理在总后开大会送我回总后主持工作，四月间，在总后机关，把由全军文革支持的，对总后党委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被打垮了。为了总后机关能够尽快投入正常工作，认识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危害性，对于部群众进行路线教育，我亲自布置要搞材料：一是总政、全军文革迫害总后的问题：二是二医大「红纵」的罪行；三是总后的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现在看来，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的材料难免有不够切合实际的地方，甚至错误的地方。
接下来我还说，你们提出看总政档案的问题，我认为是来自总后造反派的，好像抓到了我的辫子。我实事求是地说，如果真抓到了辫子也不要紧，有错我就承认。但请你们注意，我当时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又管干部工作，我不仅是同意了总后文办派少数人去总政看档案，我还有权调阅总政有关档案的，比如调军队支左干部的档案进行审核，我完全不必要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