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章（1 / 1）

我提不起脚步，只好一步一步地向前挪，慢慢走进监管区。我不愿回头，不敢向监狱区的大门外面看一眼。出来时，孩子们成为我最大的吸引力，把我吸引得一切都顾不上了。返回时，孩子们成了我最大的拉力，把我拉得连脚步都拖不动了。我回到监房后，没有吃晚饭，只喝了一口水，什么也不想吃。第二天早晨和中午什么都没有吃，心想这场灾难怎么是这个样子！？直到第二天晚上，才用开水泡了一点馒头吃。此时，由于中纪委审查小组已经开始审査，监狱对我的态度，同以前相比是好多了。狱方注意到我的痛苦，他们除了劝说之外，晚上还主动发给我安眠药，第三天的中午，还特地给我做了一碗鸡蛋汤。

第二天晚上，一个监管员值班时到我房间来，同我说了一席话，我懂得其意，对我启发很大。他说：「不要因孩子来看你而过份伤感。要看东方，久雨也许有晴的可能；当然这只是可能，现实还是看不到的。你不要因我的职业同我格格不入，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对问题都会有看法。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同我说，可能对你精神上会有一定的帮助……」探监对有的孩子却造成了灾难。我的女婿是部队干部，他就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总政治部对他进行了通报批评。指出：「这种行动是敌我不分、丧失立场的错误。」

过了两个月，孩子们又来了，承光夫妇也来了。「九一三」之前，承光和雪巾只是一般的朋友，一共才见过几次面，承光在广东部队里工作，部队在惠阳罗浮山深处，雪巾在重庆四医大上学，可以说他们天各一方，雪巾连我是干什么的都不太清楚。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他们自己的信念，也有项目组「帮了大忙」！「九一三」之后雪巾竟然也被关起来，一关就是六、七年，而且比承光关得还久。项目组故意给雪巾戴上「邱会作儿媳妇」的大帽子，她不嫁给承光嫁给谁？我不感谢专案组又感谢谁？！

这次探监后预审工作就开始了，第二次探监时，我拿大便纸给路光写了一个条：「可能要进行审判，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的态度是：不惧怕也不抱幻想。他们是什么货色，我非常清楚，可难就难在他们是打着党的牌子，怎么对他们是小事，但怎么对党就是大事了。」

第四十一章 中纪委的审查

审査的重点

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时许，监管员走进监牢来对我说：「中纪委来人找你谈话。」他还把「谈话」二字的声音说得特别大。很显然，他们是有意不用「审查」二字的。

听了监管员的话，我当时心里一楞！我心想：「从七二年夏天到现在，由卫戊区警三师到了秦城监狱，七年多的时间对我无人过问。现在还有什么人找活着的死人谈话？」当我来到审问室，审査组的人就正式向我说：「我们是中央派出的审查小组，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你进行审查，处理你的问题。我们对中央负责，也对你邱会作本人负责。」

审査组问我：「你最近想些什么？」

「不想什么，我进了监狱后，即进了『三无世界』，一无人问，二无人审，三无人管。」

他们听了之后说：「何必这样悲观嘛！」

「事实就是这样嘛。我遭受到的摧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吗？这些你们比我还清楚！」

「所以我们要对你重新进行审査。例如，错误与罪行。错误与罪行是有界线的，但又常常分不开。」

「我对自己的问题，用四个字就可以说清楚，那就是，『有错无罪』，错也是有当时条件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是拥护毛主席的，但我们思想上与毛主席的一些政策有不一致之处，比如我们反对造反派，反对打砸抢，反对踢开党委闹革命。毛主席也批评江青，可实质上又是支持、维护江青的，现在看来我们反江青一伙并没有错。但毛主席健在时，以他的文革路线为是非标准，我们就叫有错。现在，毛主席去世了，中央也认为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路线、政策有错误，那扣在我们头上的『反对毛主席』的错又在哪里呢？请你们审查，应该给个结论。林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我们在林彪领导下工作，但我们与『九一三』的任何事情毫无关系，这就叫做无罪。关于『九一三』问题，我希望中央再审查，我不怕再审查，怕的就是审查清楚了，也不给结论，这才真正叫做没有政策了。」

接着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

「你对江青有什么看法？」

「过去我看不太清楚她和主席的关系，又有人（我没有说出汪东兴的名字）在中间煽动，犯了反江青一伙的错误，也就是犯了反『四人帮』的错误，这多么可笑。现在，主席去世了，江青也垮台了，谈谈也无妨。从思想作风上来说，江青是个恶霸，有些狗仗人势。现在想起来她的『本事』，就是靠两条，一是她与主席特殊的关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受到了不少人的吹捧，甚至林彪、总理对她也有过抬举，其实这种抬举是说给主席听的；二是她自己也有质量不好的思想基础，作风很霸道。她把这两条运用得很好。」

「说得不错嘛。你再说说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本来是建议，应不为过。当时的中央常委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同意设国家主席，五个常委四个同意。林本人并不想当国家主席，我们心里很有底，徒有虚名的东西他并不想要。当时大家都同意设国家主席，我们这些人也拥护设国家主席，但那是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根本没有想到让林当，在这个问题上汪东兴是最大的积极分子。后来编造的谎话很多。」

「你再说说，你反徐向前的问题。」

「徐向前的事你们竟然也作为问题提出来？因为徐是元帅吧？而不是因为是非曲直。我没有在徐帅领导下工作过，我过去对他印象很好，也很尊重。在六七年文化革命最混乱的时候，徐帅他自己顶不住造反派的纠缠，就利用职权下命令把我送到二医大『红纵』老虎口上去，他不是以全军文革组长的名义指示我回总后参加运动，他特别强调他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命令我回到准备把我往死里斗的造反派手里，叶帅、聂帅是坚决不同意他的。结果助长了造反派的气焰把总后搞得大乱，把我也几乎打死，徐帅是有很大责任的。既然事实如此，我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他的错误？徐向前整我在先，我的反击在后，事情是由徐向前引起的，他应当承担后果！我过去对徐帅有意见是公开的，没搞什么阴谋。徐帅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作了检讨，把自己骂得一场糊涂，并向我道歉。他特别说：他当全军文革组长时，军队乱了。」

第一次审查到此结束。

中纪委审查小组对我的审查，一反李震时期中央项目组的方法，是从文化大革命问题开始的，而不是只追「九一三」的问题。这说明了他们不是孤立的抓什么「罪行」，而是通过调查研究，力求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对我的审査，他们分为三个单元，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庐山的问题，林彪集团的问题。在整个审查过程中没有提过「两谋」问题，可能他们认为，这顶反革命的大帽子是扣不到我们头上的。

审査组从一九八〇年一月开始，到七月间谈完了文化大革命问题之后，即转为揭发「四人帮」的问题。

审査组说：「庐山及以后的问题，你写了很多的材料，也写得比较清楚，我们对庐山问题，了解得也比较多，就不问你了。现在，你即对『四人帮』的问题进行揭发。有多少说多少，相信你也不会保留的。从材料上来看，你们很早就同『四人帮』对立，现在就不要怕犯反『四人帮』的错误了。」

我已经向他们谈了三、四次反「四人帮」的问题，他们听得也很感兴趣，但又突然停止了，转为谈庐山问题。

关于庐山会议的问题

审査组说：「对庐山的问题，我们毕竟是局外人，现在，还需要把庐山问题，从头到尾谈一下。」

对庐山的问题，我写了三份比较厚的材料，他们基本满意。但有两点，他们不太相信——这就是：一、对林彪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他们感到，林彪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事先不仅没有同黄、吴、李、邱商量过，而且林彪讲话事前我们都不知道。二、九月七日，在九江机场送林彪走，只挤在机舱里和林彪照了一张合影，林彪没有给我们交代什么任务。对这两点他们不相信，又提不出任何证据。

对我写的材料，审查组重视过的似乎有：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在钓鱼台十一楼向黄、吴、李、邱、姚文元、李德生等攻击周总理的问题；七〇年四月间和六月间，汪东兴在他中南海的家里向黄、吴、李、邱先后谈过设国家主席和江青的问题；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庐山林彪去毛主席住处开中央常委会，叶群驱车追上林彪要他保护汪东兴的问题；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周总理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宣布对黄、吴、李、邱隔离审査时的讲话等等。对其中的两个问题，即「江青攻击周总理的问题」和「九二四」周总理的讲话，他们还要我分别口头再讲一次，并搞了录音。他们听了之后说：「对这两个问题，你还要讲两次，我们要请我们的上级也来听听。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为你创造一些条件，争取宽大处理减少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