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1 / 1）

例如，吃肉的时候，有的监管员给我打一碗较瘦的肉，然后向我微微一笑，我也只有还以一笑向他致谢！

为了解决我冬天不吃冷的食物的问题，监狱设有电炉子给我加热食物。但这样差别还是很大的。有的送来的饭虽然加过热，但并未热就送来了；有的不仅加得很热，并且还是跑步送来的，饭放在我的桌子上，还是热气腾腾的。这种差别是显示出监管人员的不同态度。

第二是看病问题。前面提到过，对囚徒要安眠药，监狱向来是不重视的，很难办得到。在监狱我见过的护士有两、三个，其中有一个对我的态度特别好。年龄不算大，人很精明，作风也泼辣。一天，她给我送药来，值班的监管员同她说：「他晚上总睡不着，你给他要点安眠药吧！」那位护士笑着回答说：「晚上包给！」晚饭后，她果然把安眠药送来了，这真是雪中送炭，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我有生之日都不会忘记那位护士对我的帮助！

七八年冬初，我的肩胛骨痛得难忍，腰椎骨也很痛。在我要求之下，医生给开了一个疗程的理疗单，但只限于肩胛骨一个部位。第一次给我做理疗是一个年轻的女护士，她问：「肩胛骨是怎么伤的？别处没有受伤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打的。受伤的还有腰椎骨！」她给我做过肩胛骨治疗之后，立即主动把理疗仪器移到我的腰的部位，说「把腰也做一下。」我高兴地向她表示谢意。当我做完一个疗程后，护士说：「休息三天继续做。」我说：「医生没有开理疗单。」「我去叫你就是理疗单！」我连续做了三个疗程，很解决问题。在做理疗的过程中，我们相互熟悉了，她就同我谈了自己的情况。她说：「我是由三〇四医院调到这里来的。我听过你两次报告，我们大家对你的印象是很好的。你是我的老部长，现在能为你尽点力，心里特别高兴！」

第三是理发、洗澡等问题。这是一些小得不能上口，但又有必要简单说一下。理发重要的不是理得好坏的问题，而是对我们的态度和什么时候理发的问题。监管员以他的时间为主来安排囚徒的理发。每人理发的时间顶多十分钟，剪短了就行了。对我态度好的监管员，除理得仔细之外，还特别选择在洗澡前给我理发，理发后立即洗澡，这真是囚徒的幸福！要卫生纸也值得一提。有时要卫生纸几乎要不来，都没有办法揩屁股。遇到好的监管员，一要就要来了，并且还拿得特多。

八一年九月十一日，我由秦城到西安时，送我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位男医生。他说：「在没有公审之前，我对你的确是仇恨的，以为你真同林彪搞反革命活动。公审之后，我们就清楚了。我会真正认为你是个好人。」

送我的三个人都这样表示：「我们是在专政的第一线，但我们专了什么人的政，是在公审以后才清楚的。」对他们的谈话，我感到很受教益！

子女探监

七九年九月间，狱方就向我提出：「让你的子女来看看你，如何？」听到这样的话，我真是激动了一阵子。家破人散已经八年多了，老伴和孩子们都毫无音信，哪有不想之理！可当时是又想又怕，想是主要的；怕是不愿意增加孩子们的痛苦和受到牵连。我的孩子都是共产党员，在当时严峻的政治情况下，如果他们来看我，政治上势必对他们有很大影响，违心地划清界限，那个年代人人都会。

「不需要。」我断然拒绝了。

「为什么？」

「他们来对我毫无作用，反而会增加孩子们的痛苦！你看我这个样子，这么冷的天连双袜子都没有，他们有嘴巴会说，说出去会给党抹黑的。」

「也许见一见有互相鼓励作用。对你的问题会有新的认识。」

「什么新认识？！我的子女什么时候也不会认为我是反革命！反革命是强加在我头上的。孩子们见到我，是会痛苦不止的！」

他们知道我不让子女来探监的态度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也不提这个问题了。快到年底了，不管我愿不愿意，我的子女真的来探监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多，两个监管员突然走进我的监房来。他略有喜色地对我说：「走，出去一下，有事。」开始我跟着监管员走，后来监管员索性拉着我的一只手，急速地走出三道监门。待到监楼外的大路上，他才同我说：「你的子女来看你了！」我听到他说这句话时，立即兴奋到头晕眼花的程度，两条腿突然软了下来，两个监管员就架着我走，当时这个大的，那个小的都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但我突然想到自己穿得太破烂了，脚上连袜子也没有，每只布鞋上都有两个大洞，脚趾头都露在外面。我立即对监管员说：「我穿得太破烂了，孩子们看到会很伤心，对党的形象也不利。」监管员说：「顾不上这么多了，八年了，见一次亲人多不容易呀。」边说又边架着我走。不一会儿，监管员把我带到了探监室。事后才知道，监狱接受了黄永胜不愿见的教训，监管员怕我不见，才采用这种办法。当我踏进探监室的门，首先看到一屋大大小小的人。转眼之间，京京、光光、毛毛、新平、路光就出现在我的眼前，除了承光因路远没赶上之外都来了。大儿子路光我还认识，其余的真是都不认识了。

京京喊出一声爸爸，就扑到我怀里来了，我听到后面叫爸爸的声音，一个接一个而来。当时，我的心情是难于形容的，简单一句话就是：「苦中之喜！」但我忍着泪水，同每个孩子都抱着亲吻了一下。我和路光拥抱时，我在他的耳边问：「你妈还活着吗？」路光本来很坚强，他要求弟弟、妹妹不许哭，听到我这样的问话，他立即感到很辛酸和悲怆，他骗我说：「妈妈很好。」其实，自「九一三」之后，路光至今还没有见到他妈妈，我的老伴在经过了中央项目组的关押审査后，当时正在陕西大荔农场监督劳动。几年后，路光回想起这件事对我说：「你在秦城时问我，『妈妈还活着吗？』我感到非常伤心，这个国家是你们打下来的，你们是国家的主人，你们最应该幸福愉快地生活，你却问『你妈还活着吗？』这样的话，真叫人不可思议！」

是京京扶着我坐下的，我从一进门就拉着京京的手没有放开过，八年了没和任何人握过手。「九一三」时，京京是一个只有十三岁的瘦小的女孩，现在长到一米七多的青年人了，我只有一个女儿，她无疑就是京京了。我坐下之后，路光向我介绍：京京的爱人新平，毛毛、光光的爱人和躺在篮子里只有三个月的小孙女——小爱。这时我重新看了一下所有的儿女们，八年了，把我搞得家破人散！

我指着光光、毛毛问路光：「这两个是谁呀？」

「我是光光」，「我是毛毛」。

女儿的心真细，她一边流着泪，一边解开我棉衣上的扣子，用手一直往里摸，发现我没有毛衣，也没有棉毛衫，身上有臭味，还问了我是否有虱子？女儿边问边泪流不止，她说：「爸爸你怎么只穿一件棉衣壳呀？」我是一个十足的「囚徒」，胡茬很长，身体又瘦弱。身上穿的衣服是补了又补，各种颜色都有。黑颜色是我的烂裤叉上扯下来的，黄的是原来军衣上的口袋撕下来的。我浑身褴褛，孩子们是想不到的，这时大家忍不住内心的痛苦，竟放声哭开了！我也跟着哭了，真想哭个痛快。

这时路光解开衣服脱下自己的毛衣和衬衣一定要给我穿上。路光是个敢说话的人，面对着监管员说：「也怎么穿得这么破呀？！光着身子穿棉衣，大冬天袜子也没有，穿一双单布鞋，还有两个洞，大街上捡垃圾的比我爸爸都穿得好！我也被关过监狱，也没到这种程度呀！能不能送衣服来？」两个监管员都不说话。

孩子们带来很多的食品，他们都希望我多吃点。由于我患有肠胃病，又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只好每样都吃一点，以了孩子们的心愿。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零零星星地谈起分别八年的事来了。孩子们来探监，对家人受株连的情况，他们是「滴水」不漏的。对家属受株连的情况，我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保外就医」到了西安后才知道的。孩子们为了使我宽心，还特别同我介绍了他们结婚的情况。

好景不长，监管员提醒我们注意：「大约还有半小时，还有什么话要说的，现在就说吧。」顿时，整个房子没有声音。我打起精神向大家说：「你们都不要悲伤，我不是还活着吗？现在，我应当向你们说几句话。首先，对你们妈妈说，要她注意三点：一是，好好活下去，活得长一点，也许还有见面的机会，要是活得短，在八年前就算最后分别了；二是，要把天下的大事都想开了，我们所遇到的事也就想通了；三是，不要挂念我，我会活下去的。对你们也说三点：一是，要老老实实地生活，不要同别人比；二是，要扎扎实实地学本事，本事就是饭碗；三是，要遵纪守法。对我自己也说三点：一是，我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二是，我永远相信党，相信我自己；三是，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儿女的事。」

我说了之后，也情不自禁地忍不住泪水。孩子们反转来安慰我。他们说：「爸爸不要难过了。我们看到爸爸还活着，就非常满足了！爸爸遇到的那些事，我们早就懂了。两个月之后，我们又会来看爸爸的。」

监管员已经催了两三次。我只好忍着痛苦，同每个孩子再亲吻了一下，就离开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