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1 / 1）

？你们是迫害！」

七八年的十一月底，监狱让我出去放风，我赤着脚就走了。因为我从卫戍区穿去的一双棉鞋穿透底了，袜子根本没有。我走到监楼门，监管员看到我赤着脚就一把我拉回去。那位监管员看了一下我的棉鞋破得实在不像样子，就给我拿来了一双旧鞋垫，我就靠着那双鞋垫子过了一个冬天。七九年冬天，监狱待我似乎稍微为好了一点，给我发了一双旧棉鞋和一双线袜子，解决了冻脚的问题。

在监狱得病是最苦的，我的肠胃病和腰痛病根本得不到治疗，我是长期服用安眠药的，但狱方根本拒绝提供安眠药。睡不着觉的苦楚，不失眠的人是根本不理解的。有个男医生，对我要安眠药，总用侮辱的语言给予拒绝。例如他说：「安眠药不治病，是高贵人图舒服的！我们监狱供不起安眠药。」

我的腰和肩胛骨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成重伤，一直未好，一着凉或不小心，就发作，疼痛难忍。我要求治疗，狱方理都不理。我的肠胃病也经常发作，黄连素对我的病效果比较好。关进监狱之初，还给过几次黄连素，以后不给了。如果我要的次数多了，医生就会说：「这种药不便宜……」其实黄连素是最便宜、最普通的药。

监狱每半月洗一次澡，但有几次都是下午洗操，水是冷的，我只好不洗穿起衣服又回来了。一次值班的问我：「为什么那么快就洗完了？」，我回答说：「水冷了，没有洗。」他对我说：「是监管员先洗之后，才叫你洗的。水当然冷了。」我听到他的话，真是火冒三丈，我心想，囚徒的「福利」本来就很有限，现在连仅有的一点福利都被剥夺了。

监狱里的斗争

在近五年的时间里，从我接触到的监狱工作人员来说，大换有三批。首先接触的是军人，一个穿便衣的也没有。其次是监狱的老工作人员，他们年龄比较大，同囚徒打交道很有经验。第三批是卫戍部队的复员战士。从我的实际接触来看，最后这一批人最好，我在监狱里的斗争，主要是第二批人，即「老监狱」居多。

一是关监房门。监房有两重门，里面还有一层铁栅门。铁门很重，开关都很费劲。一次放风回来，我在前面进了监房，监管员在后面说：「进去自己把门关上。」进了门之后，我即坐在床上，不予理睬，监管员站在外面一个劲叫唤：「全监狱只有你不听管理！」我对监管员说：「你让我自己关自己，这办不到！」

二是擦地板。监房每周要擦一次地板，并且要同监管员一起进行。这点劳动，为了自己卫生一点，是可以办的。但有一次，一个监管员脑子里不知发了什么「热」，他不给拖把，只给一块破布，硬要我弯着腰跪着擦地板。我不干，连破布也不接。于是，我们就对着干开了。

「你为什么不擦地板？」他神气十足地问。

「把拖把拿来，我就擦。」

「今天要用布擦。」

「那我坚决不擦。」

事有凑巧，我们正争执得热闹时，有三个人一起来查监了。那个监管员，不知为了什么，转身就走，不同我吵了，我的灾难也就免除了。

三是理发。囚徒是监管员给理发的。理发时，要是遇到了比较好的人就少受罪，否则就遭大罪。「心狠手毒」的人借理发整人。他把脑袋理得狗咬一般，还有意从脖子向衣服里弄进去好多短头发，理发之后，不仅没有热水洗澡，即使弄点热水擦一擦身也难。理一次发就是受一次大罪。为了理发少受罪，我坚决要求剃光头。

四是放风。如果遇到恶毒的监管员，他可以晚放风，早收回；冬天可以把你放到背阳的放风场去，夏天则相反。

五是扒在地上写字。七九年十二月，中纪委审査小组对我重新审查以后，写数据的时间很多。我的房子只有一张矮桌子，写字时几乎要弯成九十度。我的腰痛得难忍，我只好扒在地上写资料。事情真巧，有一天中纪委审査小组的刘宝庆、祖连坤（可能是正副组长）到监房来看我，恰好我正扒在地上写字。姓刘的进门看到此情此景「啊」了一声，扭身就走了。但坏事变成了好事，一小时后，监狱就给我送来了一张高桌子和一把椅子。从此，我就可以坐在凳子上写字了，直到审查完毕都是这样的。

六是同小法西斯的斗争。七八年夏秋之交时，一个年龄不大的监管员领我出去放风。他让我进到一个长久无人去过、杂草丛生的放风圈里，并恶狠狠地向我说：「你把圈里的草给老子拔了，要不我就不客气了！」说话时还把拳头伸了出来。

我进到放风场后，就坐在小凳子上连动也没有动一下。不久我把马扎的木条拆下来，准备自卫！站在放风圈墙梁上的值班警察看见了，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很懂政策，可能报告了。就在一触即发之际，两三个人赶来了。他们到了之后二话不说，就把那个监管员拉走了。然后，另一个监管员把我拆掉的马扎凳子及两根横档收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昨天那个风圈里放风，风圈里的草已经拔干净，卫生也打扫好了。在风圈上面值班的还是昨天的那位警察。他乐呵呵地向我说：「今天不需要准备战斗了。如果再有昨天那样的事，大指挥官就要亲临战场了！」他说的「大指挥官」就是监狱的领导。

到关我们的时候，秦城关的人可以说都是共产党自己的「囚徒」了，受到屈辱大家一般都忍耐着，如果发生了冲突，那的的确确是忍无可忍了。

有一次在我的监楼内，发生过持续时间不短的争吵声，争吵是因吃不饱引起的。

「多打一点。」

「粮食有定量！」

「为什么不让吃饱？你们所谓的定量，就是饿不死吃不饱吧！」说完有人就把碗砸在地上，并高喊「你们是吃人的法西斯！」很清楚，争吵是由于囚徒吃不饱引起的。这个问题，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可得到解释。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宣判后，每天早饭是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中午是一个玉米窝窝头。

囚徒吃不饱饭，是古今中外的老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囚徒也吃不饱饭，尤其是对我们这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也不给吃饱饭，就不是平常的问题了，应当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七九年，我搬回二十一楼北楼，在西楼和东楼都各有一个女囚徒，她们几乎每天都要唱歌。那两位女囚徒似乎有「预约」，差不多每天都是同时唱歌。她们唱的歌大都是延安时期的歌曲和抗战时期的歌曲，虽然我不太会唱歌，但这些歌曲毕竟伴随过我的青春，那个戎马生涯的时代，因此我听了是又气愤又酸楚。

除了女囚的声音之外，还听到男的歌声，他唱的好像是京剧《红灯记》。

另外，还有一个能显示囚徒精神的是春节之夜，特别是女囚徒的精神，更使人敬佩。我在秦城监狱渡过了五个春节，但七九年的春节令我印象最深刻。

七九年春节，除夕之夜的晚饭后，监狱的有线广播放播了音乐节目，女囚徒跟着音乐都唱起来了。不久，监狱给我发了两个苹果，三、五块糖和一小把花生。发食物后，女囚徒还是在唱，但是不久女囚徒的歌声就变成哭声了。她们都以念及自己的父母、丈夫、孩子作为哭的内容，例如，她们自言自语地说，「爸爸没有被关押吧，姥姥还抱着你吧？」等等，并反复念说，其凄惨的程度，连我都被深深感动了！我也同样的想念我的母亲、妻子、儿女。监管员对女囚徒痛哭的态度，开始是不理，然后就是咒骂了。监管员不理她们的时候，那两女囚徒哭得还不那么厉害。监管员鄙视她们的时候，她们就哭得更厉害了。监管员凶相十足叫嚷着说：「哭什么，哭也不顶用！哭得再凶也出不去！」秦城监狱这种情况比国民党、比帝国主义的监狱，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我都不得而知，但监狱对我们之狠，我是有亲身体会的。

这里要说的是，囚徒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精神？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比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十四岁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一心一意为革命，身上连一个反革命的「细胞」也没有，哪里会是反革命！路线问题、政治问题都是党内问题，党内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而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搞「一阵子」是可以理解的，如关卫戍区。但关到秦城这个情况就变了，双方的性质都变了。后来又用玩弄所谓的「法律」的办法，搞公审来解决路线问题和政治问题，事情就越搞越糟。我们几个人吃了苦，固然很悲哀，但对党的事业就更悲哀。路线问题，政治问题，这些党内问题和犯罪都混为一谈了，而且，可以用权力来随意改变它。

黑暗中的星光

在监狱近五年时间，我接触过的监管人员，总有几十人之多，就他们对囚徒的态度来说，对囚徒极坏的是个别的，对囚徒好的也是少数。即使这样，我也确实看到不少好的工作人员。他们对囚徒抱什么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是能够表现出来的。从监狱生活来说，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大事，个别监管人员整囚徒，少数工作人员帮助囚徒，都只能通过小事才能表现出来。

第一是，吃饭问题。这个问题他们可以做很多有声有色的文章。例如，打饭的时侯，主食、副食的量是否打够了；偶尔吃肉的时候，是给瘦的，还是给肥的；给馒头是大的，还是小的；送来的饭食是热的还是冷的等等，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