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8章（1 / 1）
读书时，越是难读的，则更喜欢读。一天到晚，只要读通了一页书，或搞通了一个什么问题，时间就过去了，心里也感到很高兴！读书成为我「度日」最好的方法了。我用读书的办法，解决了时间之「多」。
家属情况怎样？这是我不能不关心的问题。当时，我一家四代九口人，老的是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文革初期，我受到造反派的残酷武斗，说我顽固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老母亲在家听说后，又气又急，疯掉了。「九一三」时，小孙女只有十几天，小女儿也刚刚十三岁，他们怎样活下去？这是我不可能不想的问题，现在虽然还不知道他们的处境，但家属不受株连也是不可能的，「家破人散」是肯定的。
我明明知道自己事实上成了一个阶下囚，那里还顾得上家！只有让他们听天由命了！可我越控制不想，他们可越「来」的勤快。只要一闭眼睛，家里的亲人就会浮现在我的脑际。
我住的房子外面的树上，有一窝老鸦，它们好像在故意逗弄我，每到黄昏的时候，都吱吱喳喳在叫唤，直到把它们「家里人」都叫回来了。鸟都知道「全家福」，这对我钩起了好多念家的心思。
为了试探胡敏是否在家，我用让看管人员从家里拿东西的办法去试探。七一年十月六日，从我家里第一次拿来了日用品，都是普通的物品，里面还有口罩、手帕等，说明胡敏还在家，其他任何人都不会这么细致。后来我指定要拿《王云五字典》，这种字典非胡敏或路光在家里是找不出来的。他们连续去过几次人，都没有把我要的东西拿来，我就断定胡敏不在家了，连老婆也抓起来了，我是没有想到的。
一九七二年三月间，项目组对我的「阎王气」就比较少了，我们之间虽然不可能有共同语言，但见面之后闲话就比过去说的多些了。因为我与林彪没有「两谋」关系，查来查去也无用。有一次，我硬着头皮问项目组：「胡敏，现在什么地方？」专案组说：「可以告诉你，胡敏另外给她安排了住处。你母亲还住在三〇一医院。你的小女儿还在上学，小女儿很有礼貌。」对项目组说的话，我确实是信以为真的，因为他们说的好像真有那回事一样的。这段时间我对总理讲的「三相信」，对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特殊首长」
在顺义看管我的几个人称「四组」，我估计是按黄、吴、李、邱排下来的。七二年元旦过后不久，在闲聊中我才知道他们称呼我「特殊首长」。我说：「你们十多人，辛辛苦苦为了我一个人！」他们有人脱口而出地说：「这有什么辛苦，你是特殊首长！」我又说：「你们年青人，很会说开心话。」接着，他们的负责人就比较慎重地同我说：「我们自己说话时，称你特殊首长，这并非恶意，是我们师长同我们开会做指示时这样说的，后来我们就照着说开了。」
在卫戍区的五年多，我一直同看管人员的关系很好，特别是后四年「住闲」之中，同他们的关系更好，他们几次同我讲了一些周总理对我们的指示。
他们说，总理对看管工作经常有指示，七二年过春节的头一天，总理召集看管黄、吴、李、邱的全部人员和有关的师团首长开过一次会，总理在会上做了重要指示，把看管工作提高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还讲得很具体。
总理说：「对黄、吴、李、邱的看管工作，可以概括为三条方针：第一条，保证安全；第二条，保证身体；第三条，保证生活。」
总理说：「我是看管工作的第一组长，李震是第二组长，你们的吴忠司令是第三组长，你们各个工作小组就是第四组长了。我们一致努力就可把这件事办好。这件事是不能办坏的，如果让我们看管的人都病了或者死了，我是无法向毛主席交代的。这里，我要同你们交个底，毛主席对他们几个人都是很了解的，他们是路线问题嘛。你们了解了这个底，就会更好办事了。」
我初来这里的时候，师长每天的多数时间都同看管组一起度过。我的一切情况，从吃饭、睡觉、拉尿、散步、抽烟、喝茶等等师长都要亲自过问。凡遇到困难，如烧煤，建厕所、搞火墙等都能立即解决，都是师长现场指挥的。
我的看管组变更过二次。第一次一律是师部的科长以上的干部，政治部主任是现场的带班人。这个组的时间不长；第二次一律是连以上干部，这个组持续有一年多的时间；第三次是干部和老战土各一半，这个组直到把我送进秦城都是这样的。
看管组对我的态度，从开始到最后都是很好的。尤其是七三年秋天之后，我基本上是闲住了，生活的「花样」多了一些。例如，他们同我一起打羽毛球，他们打乒乓球，我给他们当「裁判」。他们打扑克，我给他们当记分员。
警卫三师师长是华东野战军的干部，同我一样都操客家话，客家人是很讲义气的，我们互相交谈都很高兴。因此，我关在警卫三师之后，他从他的工作出发，对我是很关心的。他多次到我的房间来看我，在话语中有安慰之意。例如，他第一次到我房间来就同我说：「现在就要管自己了！我规定，你每天上、下午要走廊里散步两次，多活动对身体好。」他说完之后，拉着我就往房外走，并同我一起散步。师长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生活问题之一。我对生活需求很简单，只是要求能吃得饱，睡得着，拉得出。这三件事在进卫戊区之初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从刚到卫戍区直到十一月底前伙食是非常不好的。每天在战士食堂打饭，除了洋葱、老白菜之外，最好的菜就是煮土豆。饭食坏无所谓，只是米饭里的砂子多，我都不敢下嘴，咯一次牙要难受好几天。我每天早上，只好只喝一碗稀饭，留一个馒头中午吃。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体重由掉了二十多斤。当时的政治气氛非常严肃，他们明知我吃不好也没有办法，上面没有指示他们也无可奈何。如对我稍有照顾，很可能被扣上阶级立场不稳的帽子。
有一天，吃猪肉烧土豆，这是很好吃的莱。如果换上牛肉土豆，就是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了。晚上，把饭打来之后，香味使我高兴极了！我把几块瘦肉吃了之后，还不解馋。于是，我就把几块肥肉也吃了，香得我几乎把碗都吞到肚子里去了，我的馋劲，连自己都不相信。可是我的肠胃享不了「大福」，把肚子吃坏了，拉肚子拉了一个星期才好。
这样，在几十天之后，我瘦的不像样子了。就在此时，周总理派专人来到我的住处秘密察看我的身体情况，来的人是认识我的，一看吓了一大跳，恰在这个时候，黄永胜向毛主席写了信，要求改善伙食，毛主席批准了。看管的人同我说了，毛主席讲：「他们几个人应当吃好，有资格吃好。」从此以后，伙食就大为改善了。
从七一年十二月一日起，我的伙食就是新的标准了。当时，中央规定的是每天伙食费一元。师首长让我在师小灶打饭吃，每天晚饭还为我加一个菜。从此以后，我就不是吃不饱了，而是吃不了了。每天打饭的时候，我总是交代少打一点。为了我的吃饭问题，师长经常在我吃饭的时候就来到我住处亲自察看。要是不满意，就立即采取措施。中央项目组的人也经常问到我的生活情况；有时也要亲自看我的饮食情况。总理对他们说过：「今后他们要再掉磅，项目组要负责！」此外，总理还规定，搞项目的要管三条：管审查，管思想教育，还要关心生活。在总理的关心下，我的伙食一直很好，直到离开卫戍区都是很好的。
住房问题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冬天取暖问题。房子没有暖气，烧炉子容易中煤气，师长决定用做火墙的「土」办法了，并限期三天内要办好，人要能住进去。由工兵营设计施工，限期办好了，经过实验，效果很好，取暖问题解决了。
师长还派车到山西省阳泉拉运一种好煤，每年冬天都是烧的好煤并派了个锅炉工专烧炉子，取暖问题，解决得非常好。按照气侯变化的需要，有的年份，十月初就烧火墙；有的年份春天一直烧到四月才停止。
在卫戍区我穿的还是按军队的供应标准发衣服的。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七一年冬天给我发过一套新棉衣。七二年春天，还为我做过两件麻的确良衬衣。对穿衣没有发生过困难，日常用品也没有发生过困难。看管组的人，看到我需要了什么东西，总是主动同我买来了，他们对我的生活考虑得很周到。
七三年的国庆期间，师长来到我的住处问我：「你为什么脸色也不够好。是否营养不够？」其实我对生活是满意的。
可是，第二天中午不到，看管组的人提回来了一笼子活鸡。晚饭就打来了一碗鸡汤和适量的鸡肉。打饭的人关心地说：「好好吃吧，多吃一点，长胖一点。」以后就接连几天晚上都有一碗鸡汤。
一天，我问对我特别同情的防化连H副连长说：「现在伙食已经改善了，为什么每天都有鸡肉吃？」他很惊奇的回答说：「啊，你还不知道呀！这是我们师长特别为你改善伙食的，要把你的身体搞好……。」我说：「现在我不是好好的吗？总理还会有什么批评吗？」H副连长说：「我们师长最近到中央去开过一次会，主要是讨论你们出路的问题。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侯出去都还没有定下来。周总理有指示，要注意你们的生活，不要搞得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