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章（1 / 1）

为此，二十四日，总理将会议情况报告送呈主席、林彪。但毛泽东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林总也表示不参加会议。这样，总理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他也只有按毛主席的心愿了结这次会议。

会议给我们下结论

本来，批陈整风汇报会对黄吴李邱不需要有什么结论，只是给黄、吴、李、邱一个检讨的机会。毛主席向周总理交代说：会议结束时，说点批陈整风的问题就行了，不要专门对军队几个人搞什么结论。毛主席还提出了：「要结论和不要结论都可以。请恩来同志代表中央讲几句话，也就是结论嘛。」

总理是深知主席的，他很慎重，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决定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纪登奎六人成立了起草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大纲的小组。说是「讲话大纲」，其实，关键内容就是给黄、吴、李、邱下个结论。「讲话大纲」实际上就是江青、张春桥起草的，是按照毛主席的意愿起草的。但这个结论毕竟是很难下的，说轻了，毛主席那里交待不过去，江青一伙也要闹；说重了，虽然是打在黄、吴、李、邱身上，实际上是刺在林彪心上，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庐山会议，心里也不服。所以，总理事事都是向主席报告的，主席同意才算数。对我们的结论是毛主席同意后，总理才讲的。我看总理是违心的。总理就是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主持了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全体会议。周总理代表中央宣读了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政治和组织结论。结论的内容，还能记起的有：「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时间前后不到一小时，除了周总理讲话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讲话。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到此正式结束了。

会后总理来到京西宾馆，深情地对我们说：「还是要振作精神。我还指望你们一起工作呢！没有你们我是寸步难行呀！」因为我同总理熟悉，我就更熟悉一点，我说：「他们在会上的做法，比庐山厉害得多，我们反他们的宗派没反成，反而把宗派的帽子扣倒我们头上，我们今后怎么工作！？」我说了「我们今后怎么工作」时，黄永胜坐在沙发里伤心得落了泪（他这天还正好发烧，带病去挨「板子」）。总理看着我没有说话，他也不便把话头展开。他看见黄永胜那么难过，就过去拉黄永胜说：「开饭的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其实，总理是眼见肚明的。中央正式公布了对黄、吴、叶、李、邱的结论。时过境迁，到现在就是我们反江青一伙的历史证据，我们上了反江青一伙，后称「四人帮」的光荣榜。

毛主席去世之后，邓小平、彭真有他们特别的政治目的，硬是人为地树起了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根本违背历史事实的。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反对江青一伙的祸国殃民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军队抵制江青一伙，就没有军队的稳定，没有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就要夺取更大的权力，这不是危言耸听。党的十大，上海帮夺取了中央很大部分权力，不就是事实吗？但奇怪的是，毛主席去世后，对我们过去反江青一伙的历史事实不仅不承认，反而要把江青一伙同我们捆在一起，实行公审，这连江青都不承认。他们硬要把林彪与江青绑在一起进行审判，实际上就是要审判毛主席的九大政治局，从而把我们做了这些反毛主席「英雄们」的垫脚石，这就我们党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

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

批陈整风汇报会，对黄、吴、李、邱作了结论，我们只有组织服从，但在思想上想不通。对主席的言行不一，想都不敢想。会后怎样传达会议精神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政治局经过研究，对传达定下了三条：

一是，只限于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种、各总部党委常委，各兵种只传达到司令、政委。传达时只照文宣读文件，不得随意发挥。

二是，今后在报刊上一律不得透露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和批评的问题。

三是，在传达文件之后一律清退，由印发机关清点销毁，不准存档。

军队驻京各总部的传达，由军委办事组统一组织实施，在三座门统一听传达。李德生宣读了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的结论，然后以各总部、海空军为小组分开讨论。各兵种司令、政委参加总政小组的讨论。

在传达的前一天晚上，总后小组（即党委常委会）就听了我的检讨，向常委做了简要的自我批评。各常委都发了言。大家的发言，不外是两点意思：拥护毛主席对黄、吴、叶、李，邱检讨的批示；拥护周总理代表中央做的结论；同意邱会作同志的检讨。常委会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听后大家有些懵头懵脑的，似乎很不理解中央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九七一年「五一」节，邱会作（中）、纪登查（右）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传达之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强调保密的问题。当时，对保密要求如此严格，主要不是为了黄、吴、李、邱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为了人民解放军，为了林彪的问题。因为只要知道了我们几个人的问题，就同林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是不利的。

在传达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种、各总部党委都向毛主席、林总写了两个拥护的报告，一致拥护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几个领导同志的报告的批示，拥护周总理代表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的结论；同意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不少单位在报告中都提出了：我们一定要如过去一样，尊重军委办事组几位领导同志的领导。奇怪的是上海市委的报告，还特别强调了军委办事组做了好的「自我批评」，真是虚伪至极。所有报告都表现出团结的气氛，不利团结的字眼，在报告中是看不到的。据王洪文后来在秦城对我说，这点也得到了主席的教导。主席说：「下了结论以后，就要讲团结。」

五月初，我和耿飙（当时为中央联络部长）陪同越南的总书记黎笋去南方参观。我们住在韶山时，一天早晨我同耿飙、卜占亚（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从宿舍信步去食堂吃早餐，我对卜占亚说：「我已经看到你们省委常委对传达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报告。你们对军委办事组几个犯了错误的人，采取了原谅的态度，说了很多好话。」

卜占亚说：「事实就是那样嘛，我们只能实事求是。你们毕竟是上当受骗，才犯了错误呀！」

我问：「华国锋书记本人有什么意见没有？」

「没有。常委会都是他主持的，他的意见包括在报告之中。」

「你们看到或听到什么意见，都能及时告诉我就好了。同志的帮助，对一个人防微杜渐会有很大作用的。」

「我对敬仰的老首长不会有什么保留的。」

耿飙说：「老邱呀，千万不要背包袱啊！我们都团结起来努力把工作做好，少让他们挑刺。我们不挑起担子，总理就更难办了。」

在广州，我一直忙于陪同外宾参观，除听取省国防工业办公室汇报，时间不多。我离开广州回北京时，刘兴元、丁盛送我去机场，我们在车上简单说了几句有关批陈整风汇报会的问题。

我说：「在庐山我们犯了错误，影响很不好。对你们这些老战友，也不能说一点牵连都没有。看起来，我们几个人在政治斗争中，还是很不成熟的。」

刘兴元说：「现在好了，问题解决了。不论是按什么水平解决，也算解决了。这次中央的会议，斗争是尖锐的，但在广州军区不会留下任何影响的。在人们的眼光中，现在的林副主席，现在的军委办事组的形象更高大了。但在少数人心中就和过去不一样了，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对谁是泥鳅，是很清楚的。」

这些老战友的话，我心里都明白，但当时是绝对不能交流，大家也不会交流的，多说一句就犯自由主义了。

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庐山会议，经过批陈整风汇报会就结束了。斗争的结果，我们失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关键的问题都是毛主席决定的。具体来说，有如下三个问题。（一）在庐山主席已经把黄、吴、叶、李、邱同陈伯达捆绑在一起了，林总的威望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二）江青一伙操纵了会务工作。他们是做了「合法」的坏事，造成既成事实。（三）主席内心支持江青一伙。其实我们并无宗派，我们和很多老干部对文革的看法，对江青一伙的看法都是一样的，反而被打成宗派；江青一伙是文革中最大的宗派，却得到不断的放纵。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我的思想确实起了很大的变化。会议之后，确实有个包状了。我的包袱主要是「想不通」。兴师动众地处罚了我们，这是「大局」服从了「小局」。这也就是说，以牺牲林总为首的军队的威望，去服从江青一伙的利益，这就本末倒置了。不过，我的这个包袱是装在我的「公文」包里的，我认为为江青一伙背上一个包袱是完全不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