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1 / 1）

你的稿子不错，比周兴（云南省委书记）的无论在内容或思想性方面都好多了。你看过周兴的稿子吗？」

我回答说：「看过。」

周总理说：「中央要转发周兴的稿子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看一下你的稿子？」

我回答说：「我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间，毛主席找黄永胜去谈过一次军队的学习问题。黄永胜向毛主席报告说：「军队批陈整风的学习运动确实搞起来了，现在我们正在总结经验，把学习运动提高一步。」

毛主席说：「从现在来说，军队的学习成绩是好的。但成绩总是相对的。」主席说成绩是相对的，主要指我们没有检讨在庐山的错误，主席处理问题是要先把你握在手上再处理解决，我们没写检讨主席是抓住不放的。

毛泽东「甩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

军委办事组对中央的部署是紧跟的，但主席心里还是不满意，因为我们没有给他写检讨。我们没写检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怕在检讨中，要涉及到汪东兴主席不愿听，因为主席已经放过了汪；要揭发陈伯达和涉及到叶群，又势必牵连到林彪，这是我们不会干的。主席耐不住了，用三十八军揭批陈伯达的报告作为石头甩过来，想震醒我们。

三十八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该支部队及其前身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都有很多战功。在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曾称该军为万岁军。三十八军是杨成武时期的军委办事组从东北调到华北来的，是经林总提议，毛主席批准的，把三十八军调驻保定，也符合当时要在中原地区集中相当数量的战略预备队的安排，并负有直接保卫首都的任务。

在文化革命初，三十八军在支左问题上与沈阳军区有矛盾。林总很重视这个问题，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同志是四方面军的干部，三十八军是林总的老部队，关系处理不好有林支持之嫌。但三十八军进驻保定之后，他们又一头栽进了派性之中，原来河北省军区和当地驻军六十九军对群众组织的观点是一致的，三十八军来了以后，和河北省军区有矛盾，杨成武时期就给三十八军做工作，但几乎没有效果，这给河北，甚至华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增加了极大的麻烦。该军同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处于对立状态；对北京军区、河北省领导机关和军委办事组的指示执行不力，他们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为了纠正三十八军的派性，六七年下半年陈伯达巡视河北时，对该军有夸奖有批评，但无效果；军委办事组曾派任过该军军长的刘贤权去专门解决支左的问题，也毫无效果。军委办事组召集该军的党委到北京开过数次会议，请他们的老军长李天佑做工作都没有解决问题。总之，三十八军的派性是根深蒂固的，在军委办事组倒台之前没能根本解决问题。

庐山会议之后，主席看到三十八军对批判陈伯达和搞掉北京军区都有很大作用，于是，秘密把三十八军的领导叫到北京，由江青亲自组织三十八军写报告，江青说这是主席的指示，所以三十八军的人特别卖力气。报告写好以后，毛主席又以三十八军主动写报告的形式，对报告做了批示，作为石头向军委办事组打了过来。毛主席和江青的这些做法，我们看在眼里，对主席的做法感到震惊，疑惑。但那时根本不敢想主席的不是，而是对江青、张春桥之流更加痛恨。

三十八军向中央写了长篇报告，对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所谓「派性」进行了大量揭发。报告写得有声有色，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吃过几次饭都有统计。为了批判陈伯达的需要，毛主席批发了报告，并定为全党、全军的学习材料。他们的报告对华北会议和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下台起了重要作用。

周总理向军委办事组传达了毛主席要「全军学习三十八军」的指示。总理说：「毛主席要我向各位说一下，军委办事组和全军都要好好学习三十八军的报告，办事组要首先学好，在全军做模范。毛主席说，军委办事组的几位不砸烂枷锁就不能解放自己。军委办事组的人，同陈伯达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认识问题。」主席说的「枷锁」是什么？就是林彪。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和庐山会议之中，林彪从来就没有让我们「坚持设国家主席」，也没有让我们「坚持天才的观点」。我们是很难的。主席也是在其后的南巡中才点了林彪的名，而且还不让我们知道。

三十八军的报告就其立场观点来，是代表造反派的，是不能支持的。对这一点，我们心里很明确。学习三十八军的报告又不能支持他们的派性情绪，但陈伯达也要狠批，这是一个矛盾。总理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二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总理说：「下边一些地区和部队领导人的骄傲自满和对一派群众的歧视可能还有所滋长，这要不断提醒他们；而其他地方，特别是内蒙、山西、河北、天津的反复会大些，已要北京军区注意这一情况。」

军委办事组在学习三十八军报告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学习重点：消除派性和批判政治骗子，对这个问题大家同李德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生说：「批判陈伯达的派性应当是学习重点，陈伯达是支一派，压一派的典型。」意即陈伯达压制了造反派。

我说：「我是坚决反对李的观点的。按照主席的指示，陈伯达主要是政治骗子问题。你不要把造反派的观点带到军委办事组来。」

李德生说：「难道你就是革命派的后台了？」

我说：「对不起！不仅我是革命派的后台，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都是革命派，这点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黄永胜看到我们的争论很激烈，就说：「军队是决不允许造反派存在的，这一点不能含糊。批判的内容还是对准陈伯达和『上当受骗』的问题。如果超出这个界线就要把叶群也拉到里面来的，要漏底。这样就引起问题的复杂化。」

李作鹏说：「底是要漏的。不漏底别人总以为我们有见不得人的事，就是在坐的两位（指李德生、刘贤权）也不会相信我们是清白无辜吧？」

我说：「我同意老李的意见。我还主张应当『翻箱倒柜』让大家看个清楚。比如说，我是反对造反派的，反对某些人（指江青、张春桥）支持造反派整我的。这就是我的主要的底。至于在庐山叶群说的那些话，也要漏底，否则别人真会怀疑我们搞了『炸平庐山』的什么事。现在，大家都还活着，这个底必须漏，而且要漏的连一点渣子也不留。」

黄永胜说：「请李德生、刘贤权也向我们提些意见，揭发更好。」他们两个人都摇头说：「没有什么意见。」李德生还补了一句：「你们的职务、水平都比我高，我是相信你们的。」

李作鹏说：「你们不要搞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黄永胜最后说了两句话：「要有自我批评，要说自己的问题。」

毛主席「挖墙脚」（华北会议）

华北会议是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毛主席称之为「挖墙脚」。会议表面上是解决庐山问题的主要当事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是对着林彪的。其实，北京军区并不是林总的「地盘」，他也从没有「安插」过干部。主席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主要是为了北京的「安全」，也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这个「安全」是高过一切的，为此李雪峰、郑维山和不少干部受到了冤枉。

为了搞陈伯达，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中旬，中央下发《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毛主席批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的指示。其内容大致是：对庐山发生的问题，现在看的更清楚了，是陈伯达兴风作浪捣的鬼。他不仅是一个政治骗子，在历史上也还有不清楚的问题。陈伯达的问题讲清楚，这样，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就有出路了。

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政治局会议的会场上，立即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绪。军委办事组几个人一句话不说；张春桥只说了一句话：遵照主席的指示办。这时江青来劲了，她说：「以牙还牙，过去他们怎样整我的，我就怎么还击，我是不管他姓什么。一，陈伯达的老底我是清楚的；二，陈伯达在庐山那样的表现是仗势欺人，他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批判陈伯达的幕后人和轿夫。」江青的话很显然是指批判林总和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等人。

周总理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立即带有情绪的口吻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黄永胜毫不含糊地立即表态说：「我们拥护毛主席批判陈伯达的指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则。」他说话的音量相当大，也略有点神气。

周总理看到会议难以继续开下去，于是就采取老办法：「今天的会到此为止。」一边说一边起身就走了。

过了两天，周总理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指示，要召开华北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会议。」这就是华北会议的由来。

华北会议表面上是解决陈伯达对华北的影响，实际上是为了夺北京军区的权。人们都称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是华北三巨头，主席对他们不信任不放心了，换上主席信任的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去掌管北京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