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0章（1 / 1）

我所知道的主席南巡讲话，除了李作鹏讲的在武昌的谈话内容外，其余的都不知道。真正了解毛主席南巡讲话是近二十年以后，我已经被扒了几层皮，下了地狱，成为阶下囚之后才知道的，是保外就医后听刘丰、卜占亚告诉我的。

一九九〇年，我和老伴到武汉去看女儿，见到刘丰。刘丰的境况非常糟糕，他的老伴又得了不治之症，生活上很困难。刘丰提起往事说：「我们对主席真是无限热爱和忠诚，最后还闹了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我望着劫难二十年以后又重逢的刘丰同志，心里很难过，他那么困难、那么落魄、那么无助。刘丰是我的老战友，我在延安当军委供给部长时，他是处长。刘丰同志对党忠诚，对革命忠诚，工作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

刘丰说，八月十六日、十七日毛主席两次找他们谈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刘丰和汪东兴，还有刘建勋、王新。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当时不在武汉。

毛主席讲了一大段党的历史，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庐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个问题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大人物。在三中全会对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你们不讲，我来讲，总是要把问题讲清楚的。我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又说：「军队的几个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卢山跟着起哄，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看到我老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实际上是想夺权，分裂党。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三个办法。批发三十八军的报告是甩石头，叫纪登奎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军委座谈会开了那么长时间，根本不批陈。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做了检讨，但吞吞吐吐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因为庐山会议以来，有的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大人物不开口，其他的人即使讲，也是讲无关重要的问题。」

毛主席还说：「我就不相信军队会跟他们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军队来，他们会听吗？……庐山的问题，林彪同志要负一些责任的，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什么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我不是天才。……从去年下山到今天，一年多了，我一直都睡不好，很难休息好。但你们要保护林彪同志。」

毛主席还说到：「反对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毛主席最后说：「今天我们的谈话，你们要进行座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你们讨论之后，写个简要的报告给我，我们还要谈一次。」

刘丰说，主席还叫汪东兴把华国锋从北京叫到武汉来。主席也和华国锋进行了长谈。

刘丰说，二十七日，他去看望主席，刘丰对主席说：「我们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认为，如果因林副主席的讲话影响了主席的健康，我建议林副主席在适当的小范围内，向主席做个检讨。」

听了刘丰的讲话，毛主席立即兴奋起来，拍着自己的大腿说：「你说得好！这个意见在北京是没有人提的，黄永胜是不会提的！你的态度很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你实践自己的申明，表里一致应当是一切共产党员的态度，但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贯做到。」

毛主席还让刘丰他们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刘丰说到这里非常激动，他说「我是在劫难逃啊。如果没有『九一三』，我也自身难保。想想看，主席让我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的问题提出来，这不是找死吗！？我提吧，林不会放过我；我不提吧，主席更不会放过我。」

在长沙的谈话

毛主席是八月二十七日到长沙的。在长沙和当地的军政主要领导人谈了话，参加谈话的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广西自治区书记韦国清、还有任思忠、华国锋、卜占亚等人。从主席的谈话来看，矛头已明显指向林，指向黄永胜，指向军委办事组。主席离开长沙后，在南昌、杭州，上海、丰台都和当地的军政主要领导人谈了话。这些情况我当时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到西安以后，卜占亚同志给我讲过毛主席在长沙谈话的情况。主席谈话总的精神就是「处理林彪问题的动员令」。不管以后有没有「九一三」，主席南巡的讲话，都使党分裂了。毛主席反刘少奇时，分裂了党；这次反林彪，又一次分裂了党。

其实，主席在各地谈的和在武汉谈的也差不多，基本上还是那些问题。

第一，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大家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还没完，还没有解决。

第二，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第三，点名说了黄永胜。毛主席说：「黄永胜调动军队造反，各军区都听你的？我就不相信」。主席还对着丁盛说：「黄永胜要是打倒了，你们怎样办？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好，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啊？」

第四，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第五，毛主席希望把钟赤兵调到广州军区当副司令。刘兴元说我们马上报告军委办事组。汪东兴听到后立即说，你们不要报告了，我去和军委办事组说（汪东兴是怕刘兴元漏了风声）。

第六，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常委之间吹吹风。

卜占亚说：「主席谈完话，大家回到宾馆，我问丁盛：『主席问你黄永胜打倒了怎么办，你就说跟着主席干革命嘛，怎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丁盛说：『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主席对我们是进行路线教育，怎么突然说打倒黄永胜？』我对丁盛说：『黄永胜只是个代名词，你自己去琢磨吧。』」

卜占亚还说：「接下来我们几个就开会，研究主席的谈话。主席说：『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常委之间吹吹风。』主席究竟是希望我们传达，还是不希望传达呢？大家一致认为主席是希望传达的，我们应该传达。于是广州军区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主席跟我们谈话的内容。」

对于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在庐山我就有这种想法：庐山的问题看起来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毛主席对林彪的态度问题。如果毛主席对林彪态度未变，什么事也没有；如果毛主席对林彪态度变了，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连根本不敢想的问题都会出来的，在庐山，毛主席终于发现林彪原来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是否定的态度（姚文元称庐山会议是「八月逆流」），主席对林彪的态度就彻底变了。总之，提起来千斤重，放下来仅四两。

林彪是冤鬼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到十五日晚以前，我没有听到周总理传达毛主席对林彪问题的任何说法，政治局会议照常进行，照常处理各种问题，照常是凌晨三点以后才能散会。从十五日晚起就变了，当得到我驻外蒙使馆关于林彪等人全部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报告，毛主席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也就是对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处理了。从十七日开始什么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轰炸机、高射炮、火箭筒等都逐渐出来了。林彪是顽凶，是「现行反革命」的头目了，不知有多少人要做殉葬品了。

对林彪是先定为武装政变的现行反革命头目才处理的，不先给林彪定下罪名就无法处理，也没有什么可处理的，所以，当时搞清林彪的问题毫无意义；如同八届十二中全会处理刘少奇一样，不先在他头上扣上「叛徒、工贼、内奸」三顶反革命性质的帽子，也是无法处理，道理是一样的。先「杀」后示众，是对刘少奇、林彪处理的主要手段。

林彪确实帮了主席一个很大的忙！接着「二月逆流」，「贺龙问题」，「杨、余、傅」问题，等等等等，都由林彪担当了。

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大功臣，中、外有名的军事家惨死了，这就是林彪的下场。

毛主席在各地直指林彪的谈话，叶群是能及时知道的，但叶对林彪有封锁所有消息的可能，一切都由她作决定了，这就使问题越搞越乱。叶群进入了紧张的阶段，林立果瞎张罗，林彪则照常生活。在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挟持外逃了，这是我对林彪外逃大致的看法，我始终认为林彪是决不可能外逃的。

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