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1 / 1）

」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

江青的劣迹是很多的，黄永胜抵制江青是坚决的。黄的这种坚决有坚持原则的一面，也有不知毛、江深层次关系的一面；而总理常常对江青是「顾全大局」的，这种「顾全大局」有总理相忍为安的一面，也有他知道毛、江深层次关系的一面。江青闹事常常搞得大家不得安宁，有一次江青为军委办事组的事对总理发了火，总理深更半夜就把黄永胜、吴法宪叫去。黄永胜的安眠药正在起作用，为了给黄提提神，总理给他倒了一杯咖啡，黄没拿住，撒了总理一腿，总理忙说：「没事，没事。」（事后黄永胜在办事组说起这事，还为总理的处境而难过。）总理接着说了江青发脾气的事，并说：「我明天带上你们几个去看江青同志，任他发火，你们一句话也不要说。」第二天，总理带上黄、吴、李、邱去看江青，到了江青的住处，等了很久江青才傲里傲气地从楼上往下走，总理赶忙上去扶江青，其实江青哪里需要扶嘛！我们都看不过眼。

反江青的两个不同时期

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是有个发展过程的。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杨成武时期；黄永胜时期。这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合作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毛主席对江青的任何动向，汪东兴会立即传到叶群那里去，叶又转手传到黄永胜、吴法宪那里去：林彪对江青的任何动向，叶群会立即传到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那里去。汪东兴、叶群、黄永胜、吴法宪四个人，是运转这种动向的中心人物。以前说过，杨成武是林总最亲信的人物之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后他实际上成为林总的接班人了。林总的任何活动，杨成武都是了如指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也是一句不说，一字不漏的。从文化革命开始，到杨成武下台，我和李作鹏、张秀川同杨成武的关系算是最亲近的了，但对林总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从一九六八年三月黄永胜上台之初，他同杨成武的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也是滴水不漏的。黄、吴、李、邱都是同一个桌子办公的，黄、吴两个人挨着坐在一起，他们要是有什么事，总是交头接耳，或者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商量。有时干脆要李、邱离开。究竟是什么事要这样办，我们二人同他们二人相互之间，大体上是「心照不宣」的，江青的事1还是范围越小越好。因此之故，我们之间也就不会发生什么工作上的「误会」。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吴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在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我们听到黄、吴正在说话，我把李作鹏拉了一下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从此以后，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黄、吴对我们的态度确实有些变了。首先是对一些重大问题，黄、吴对李、邱就会透露一些了，其次，对李、邱有关的问题，他们也会分别同我们「个别谈话」，提醒我们不要撞到江青的枪口上。

九大之后、黄、吴、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可以同桌共议了。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问题，我们四人之间无话不说了，我们四个人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黄说：「过去有些事没有同你们说，有过去的情况。现在就会一切都同你们说的，毫无保留了。不仅如此，过去没有同你们说过的事，也会同你们说的，补上这一课。因为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过去的事不同你们说清楚，就不能为你们了解今天。我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出了什么事，我们一个也跑不了的。你们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

黄、吴关于林总和江青之间的问题，确实同我和李作鹏「补了一课」，而且是内容非常丰富的一课。在九大期间，有一天，黄、吴、李、邱四人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从晚上八时谈到第二天早上六时，一共谈了十个小时，我们是边谈边议的！

我们对江青一伙的问题确实谈得很多的。如有重要问题，不管是三更半夜，只要一叫，就会风雨无阻地聚集在一起的。我们自己也开玩笑说：「我们这样经常谈论别人（指江青）的长短，若是她知道了，非得把我们五马分尸不可！」

为了好谈论问题，我们为上海帮几个人都编了「代号」。康生叫「8楼」（住钓鱼台8号楼）或「两撇」（八字胡之意）：江青叫「11楼」（住钓鱼台11号楼）；张春桥「眼镜」；姚文元叫「小的」。这样，我们打电话和见面都使用代号，有时只要打个手势就行了。例如，嘴巴上摸一下就是指康生，伸出两个手指（11）就是指江青。

黄、吴、李、邱同康、江、张、姚之间，好像很自然地成了「人以群分」。我们之间，如果不是有意同他们凑合凑合的话，那么，无论休息、走路，吃饭、政治局开会坐位置等等都分得清清楚楚，真是「楚河汉界」了。

黄、吴、李、邱每人都有一本反上海帮的老账。从数量上来说，我的账最多。这是因为江青支持二医大整我和调「红纵」来对我搞武斗，我实在太伤心了！因此，我就装着一付「老憨」的样子，什么都敢说。江青就向叶群说过：「邱会作这个人，为什么那样不讲礼貌！」

在反对江青的问题上，林彪的支持是一条，但最重要的是总理心中的支持和其他老同志心中的支持。在当时的政治局中，总理，黄、吴、李、邱，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等都是一派，只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一伙。其他不参加政治局办公的人，如朱德、叶帅、董老、刘帅，在大的问题上，和大家也是一致的。在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中，总理看得清，但他怕主席、不敢得罪江青，他总以过去有账，怕主席挖伤疤；黄、吴、李、邱都是红小鬼出身，一直在军队工作，没有历史问题，政治上一身清，又是「双一」（一军团、一方面军），毛主席、林彪、总理都信任我们，所以我们敢顶碰江青2。

尤其是我们反江青对总理领导的蔑视，反对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讨论重要问题的破坏。总理是非常智慧的人，他事事心知肚明，总理又是十分顾全大局的人。总理虽然不敢出面冒犯江青，但在后面支持我们，有时在会上还故意「和稀泥」。只要是总理和了稀泥，会后他会我们说明，并教育我们有些非原则的事，不要搞得太冲突。譬如，大会堂有一个提供冰激凌的地方，每次开会休息时，吴法宪和姚文元都去抢这个地方，吴法宪虽胖，速度远比姚文元快，我们抢到了这个地方，江青、张春桥他们就不去了，然后我们几个再过去，其他同志也过去吃冰激凌；如果姚文元抢到这个地方，也只有江青、张春桥过去，其他人都不过去，起来伸伸懒腰就原地休息。

这个「反」不简单呀，是拥护毛主席，反对江青，庐山会议之前汪东兴和我们又是一致的，这样就扼制了江青一伙不少对中央正常工作的扰乱。九大以后，有一段形势不错，就是通过抵制江青一伙，扼制了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路线，被江青一伙搬弄得往更「左」的方向发展、蔓延。

我抵制江青的事例，还记得一些，例举如下若干条：

1、同邱国光的谈话。一九六八年七月间，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邱国光调任中央卫生部军管小组组长。到任之前，黄永胜和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直截了当地向邱国光说了不要上江青的当，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不要他插手北京医院「三一〇」项目。我同他说，北京医院的项目是江青亲自设立的，任何人不能插手。别人要是插了手，自己就会被变为项目对象的，你要是插了手也会变转为项目对象的。二是，中央卫生部的文化革命，不要陷入派性。北京的派性就像你们广州的「广交会」一样的，你只要不注意，别人就会同你做交易的。我说了之后，黄永胜还接着说了：「你们一家子（都姓邱）说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又要特别保密。如果传出去了，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2、不投江青的票。选举前的一天，办事组的在京西宾馆开会，黄永胜在会上专门讲了毛主席强调要自主选举，不要受制于他人，散会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不会投11楼的票。」黄永胜胆子好大，因为温玉成、刘贤权等也在场，甚至记录的秘书也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我没有投江青的票，但我是自主选举的。选举之后，江青少了若干张票，叶群则少的不多。这个问题，对一般人来说，简直不是问题，对江青则是大得了不起的问题。在唱票时，江青听到她自己少了票立即退席了，这个结果是出乎江青预料之外的。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提出要査选票，他说：「江青少了若干张票，不是「小」代表不投票，而是「大」代表搞的，这不是得票多少的问题，是政治斗争。」毛主席知道后，可能嫌江青他们太嚣张，主席说：「你们要违背刚刚通过的党章，你们就去查，我是不参加你们的大合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