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1 / 1）
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十条）
中央军委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1 原文此处为「帅」。
2 此处疑为「右」。
3 原文为「纵恿」，下文依次改正。
4 原文此处缺少句号。
5 原文此处仅有一「倒」字。
第二十四章 全军文革支持造反
总政李曼村与总后结「冤家」
从六四年开始，中央布置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般也称「四清」。总后是一个在京直属单位很多的领导机关。由于历史的原因，总后又是一个在编制上「矮人半头」的单位，所以政治运动一来，总政往往在总后直属单位做试点。
五九年，林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三八作风」等一系列建军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全军上下一致叫好，总后也是坚决贯彻，坚决紧跟的。但是，总政长期高高在上，他们在工作中往往不是说服而是压服，这样「突出政治」便是压服别人最好的大棒，实际上他们搞的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空头政治」。总后是一个干具体工作的后勤保障部门，一切工作都是实的，来不得半点「空头政治」。这样，总政和总后形成的对立情绪是很大的。
军事医学科学院（后字二三六部队）是一九五一年在上海成立的，后迁来北京。这说明中央及中央军委对军事医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视的，杨立三、黄克诚、洪学智对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工作都是很重视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医学科研机构，当时好像设有放射医学、基础医学、微生物流行病、药理毒理、部队卫生营养等研究所。主要从事平、战时特殊环境、特殊损伤医学防护和卫生防疫技术、装备及相应基础研究。这里汇集了一批专家和优秀的科研人员，但他们中间的不少人来自旧社会，因而阶级成分和社会关系不可避免有些问题，这是客观事实，关键是我们做领导的要正确对待。
总后系统文化革命开始于军事医学科学院六五年的四清。总政直接领导「四清」的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是点，三〇一医院是面，以点代面。总政派出了以宣传部长李曼村为组长的工作组，总后政治部主任卢南樵为副组长。李曼村是个「三八式」干部，山东大汉，有点文化，参加革命后进步较快，解放战争时期就当了师级干部。李曼村应该说是有工作能力的，就是思想左得要命，文化革命开始后更左，害了总后，也害了他自己。
军事医学科学院是全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而且不少骨干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总政工作组没有注意到这一特点，他们不是对知识分子「搞社会主义教育」，而是对知识分子「搞阶级斗争」。总政工作组一进驻军事医学科学院，就把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从院里到科室对专家、教授搞清查，甚至进行围攻批判，不少科室的科研工作都被迫停止下来，并且牵动了三〇一（解放军总医院）的知识分子，弄得人心惶惶。比如说，有个专家工作表现是不错的，但他信天主教，就去整人家；再比如，有个专家参加搞原子弹，他说：「我热爱和平，反对搞原子弹」。可是他说归说，工作照样在做，为了这句话就去整人家。
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李曼村怕总后党委和他们对立，特意请总政主任萧华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去讲话，李曼村向萧华汇报谈到知识分子时说：「都是蒋介石丢下不要的，邱会作当宝贝，每年春节邱会作都要去给专家拜年，送东西，红军干部都捞不上，专家却都有，专家的工资比红军干部高。邱会作对知识分子太右了。」萧华的讲话受李曼村影响很大，当他在讲话中说到「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时，有人递条子问什么是当权派？萧华说：「室主任以上就是当权派」。这一下全院哗然！因为室主任都是专家知识分子，而且都是由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一下全被吓住了，有几个人立即表示「不配当」室主任这个当权派，大大影响了工作。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对总政工作组很有气，立即由我口授，由司令部数据处秘书科长刘明璞记录搞了个讲话稿，并拿去给卢南樵征求意见，卢南樵说：「邱部长讲的道理很对，但肯定会被扣上和总政闹对立，对抗工作组的罪名。」我并没有在乎这些，对卢南樵开玩笑说：「你要会搞科研就去当室主任，我们不会嘛。历史会证明谁对谁错，现在不去管它。」然后，我亲自到「二三六」去讲了话。
我首先说军科的「四清」搞左了，矛头对准知识分子是不对的。我讲到有些专家想「撂挑子」也是不对的，要振作起来，敢于担责任；我也讲到科研任务不能停。在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我说了这样的话：「你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社会就是国民党的天下嘛，不为国民党做事为谁做事呀。知识分子不论是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要报效国家，但也首先要搞到饭吃，你们为国民党政府服务过，这有什么关系！这不算历史的污点。……你们现在是在新社会、新中国为人民服务，不少人说，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还是新社会好，还是共产党好，这就不错嘛。你们只要认认真真工作，搞出成绩或一时没有搞出成绩都是报效国家，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拥护共产党。有的人认为我太右了，我看他们是太左了，不符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还讲到了红与专的关系，我说：「又红又专很好，……『红』不一定就等于『专』了，『专』了不一定就不能『红』……」我的讲话知识分子是欢迎的，对稳定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作用，对稳定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工作有作用。我认为我的讲话和总后党委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正确的，文革当中，全国不少知识分子都吃了苦头，而军事医学科学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的知识分子是在比较平安的环境下度过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为我国的尖端科学研究做出了贡献；解放军总医院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尊重老干部、尽心为老干部治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