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1 / 1）

她要尽早使两人的关系合法化，以保证儿子们的地位的合法化。她不肯长期躲在“妾身不明”的阴影中。

也就是这一时期，蒋经国的政敌们开始频繁向老蒋告状，经国在私生活和官场上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

就在这时，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亚若突然死亡。章亚梅和桂辉在这突然的变故面前茫然无措，至感困惑。

她们全都记得，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还活蹦乱跳，浑身充满了活力。头一天的傍晚，她应邀赴了一场晚宴，至深夜回家后，感觉腹痛难忍，第二天早上进入医院治疗，却从此一去不复返，死在了医院里。

章亚梅和桂辉都认为，章亚若并非自然死亡，她们怀疑她是遭人谋害致死的。

章亚梅说，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桂辉来了，两人聊了一会儿天，章亚若告诉亚梅，说她要去朋友家赴宴，嘱咐章亚梅照看好大毛和小毛，然后就走了。

直到夜很深了，章亚梅才听见三姊章亚若回家的声音。她从房里走出来，一看吓了一跳。章亚若面色苍白且东摇西晃，连说话都非常困难，她勉强挣扎着走进房屋，躺在床上，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大姊和章亚梅急忙找急救的药品，要章亚若服用。

折腾了一夜后，第二天清晨，章亚若又痛得双手抽筋，紧抓着床单。章亚梅忙前忙后地照料双胞胎，不记得章亚若是怎么被送往医院的。

桂辉证实，章亚若是在外出赴宴归家后，才开始上吐下泄的。那天，桂辉并没随同赴宴。

桂辉还说，章亚若去医院是她陪着去的，并且以电话通知了当时来桂林出差的哥哥昌宗。

那天上午，桂辉在医院的走廊上等着，大约10点或11点的时候，突然听说章亚若在医生打针后病情恶化，而陪在章亚若身边的昌宗听医生吩咐去街上买医疗要用的冰块，不到半小时，章亚若就死了。

桂辉怀疑给亚若打针的医生有问题。她满怀恐惧地和哥哥一起回到狸狮路，由于章亚梅年纪小，怕她受到惊吓，因此没把医院的事告诉她。

桂辉和昌宗二人，从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也为自己的安危担心，他们远离赣州和桂林，数十年来，一直在恐惧中度日，桂昌德之所以改名桂辉，主要也是因为这件事。她说，曾经听说当年那位在桂林医院给章亚若打针的医生试图打听她的下落，有寻她灭口的意思。直到数年前，桂辉得到那位医生去世的消息，才放了心。

那天上午陪着章亚若在病床旁的桂昌宗有更明确的记忆。他说，接到妹妹的消息，赶到医院时，章亚若已完全恢复了。她躺在床上，见到桂昌宗，还请他坐下谈天。

桂昌宗还记得，章亚若说着说着提到她的“地位”未定，禁不住神色悲伤，满眼泪痕。

一会儿，一位姓王的医生拿着针筒来了，先试着注射章亚若的右胳膊，没插进血管，然后绕过病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针。

亚若用手揉着胳膊上被针扎过的地方，看着医生跨出病房门没几秒钟，突然一声尖叫：“哎呀！不好了！”她对着桂昌宗大喊，说自己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随即昏迷过去。

桂昌宗当时吓呆了，她跑出去赶忙找医生，护士听到他的呼喊都来了，一时间房里人声嘈杂一片混乱。有位医生说要使用冰块，吩咐桂昌宗去买。

桂昌宗在街头转了二三十分钟，好容易买了一袋冰块，赶紧回到医院，只见床边都是人，他踮起脚也看不见床上的章亚若。正着急的时候，他早先熟识的省立医院院长走到身边，给了他一张病危通知单，他还记得，单子上写得是“血中毒”。

院长没做进一步解释，桂昌宗也慌了手脚，几分钟后，人群散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章亚若已死，尸体要送太平间冰存。

之后的一个下午，都是在混乱中度过，当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后，桂昌宗兄妹及章亚若的大姐懋兰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谋杀。

章亚若的死，根据桂氏兄妹与章亚梅的推断，应与她死前所赴晚宴有关。章亚若在赣州的同事对此也很表怀疑，只是出于对蒋经国的尊重，大家都保持沉默而已。

无论死因如何，客观上讲，章亚若的暴亡使蒋经国的仕途之虞顿消，同时，蒋经国也难免对已故的红颜知己生出几分相思之情。噩耗传到赣州，蒋经国不知何故，未能亲往奔丧，而是派了他的好友王制刚前往处理丧葬事宜。据知情人推测，他是不愿再给政敌们制造攻击自己的口实，所以才强忍悲痛未去奔丧。

章亚若的遗体葬在桂林郊区凤凰岭，碑文正中写“蒋门章夫人讳亚若之墓”，右下方是“狸儿、狮儿敬立”。这“狸儿”与“狮儿”即章亚若的遗孤孝严、孝慈兄弟俩。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如果从桂氏兄妹的回忆来看，似乎确有蹊跷。有人认为是蒋介石派戴笠布置杀手所杀，有人认为是蒋经国手下的情报人员，为了维护“主子”的官声，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还有人认为：蒋经国之与章亚若私通，完全是一时之兴，那一对双胞胎也是“失误”才降临于世的。据说，蒋经国曾当面告诉章亚若，不得怀有蒋家的后代。但章氏既多情又工于心计，很想用孩子套住蒋经国的身与心。结果自己却先送了命。直到1992年1月10日，正值蒋经国辞世4周年前夕，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著名主持人凌峰的采访，才对章亚若之死因做了澄清，说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抗生素，不治而亡。

事实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只有蒋经国自己才能解释清楚。现在，这唯一的持有“底牌”的人也已经长逝，则章亚若的死亡原因恐怕就是个永远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与乃父相比，蒋经国在个人感情生活上要严肃得多了，有关他的私生活的传闻也一直并不多见。自章亚若暴卒之后，蒋经国不久即回到重庆与家人团聚，在父亲和夫人蒋方良的眼皮子底下，蒋经国纵使有心，也断断不敢再闹出第二个“章亚若风波”来。而且，公允地说，蒋经国对章亚若始终是以真情相系的，绝不是“一时之兴”。当初章亚若的丧事办完，桂辉身携章亚若的遗物及遗书赴赣州面呈蒋经国。蒋经国捧读遗书、睹物思人，不禁潸然泪下，久久不发一语。可见他对章亚若的感情之真挚，与乃父蒋介石见异思迁，始乱终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终蒋经国一生，除蒋方良之外，即使把章亚若墓碑上“蒋门章夫人”的文字视为蒋家对章亚若身份的一种“追认”的话，则蒋经国也不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与蒋介石相比，就大为逊色了，蒋介石想把儿子塑造成自己的“复制品”，至少在婚恋、家庭方面是没有实现目的，不知老蒋九泉之下肯瞑目否？

3．经文纬武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之初，曾在溪口隐居静读。蒋介石如此安排，实是用心良若：一则可以避免经国与后母宋美龄之间因合不来而产生矛盾，二则可让他在生母毛氏身边多住些时日，以慰毛氏孤寂凄凉之苦。除此之外，老蒋还有更深的用意，那便是通过“修身养性”的读书生活使经国从12年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列主义思想熏陶中“清醒”过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图后进致用，继承蒋家王朝的“万年基业”。静读修养之余，蒋经国还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向蒋介石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期以对12年的留苏生活来一个重新认识，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据说，蒋经国这份旅俄报告书数易其稿，曾被老蒋连连打回，不能通过。关于这一点，可以蒋经国在其父去世后所写的《守父灵一日记》中得到验证，他记述说：“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看来蒋经国几经删改之后写成的《旅俄报告》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因为蒋介石曾于1937年6月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作如下批示：“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激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览，应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

蒋经国谨遵父命“洗心革面”但他毕竟在苏联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生活了12年之久，耳儒目染、潜移默化中所受到的“熏染”，绝不可能因为一份《旅俄报告》就彻底消除干净。反从他这份《旅俄报告》“被蒋介石打回来几次”这一点来看，已足可见蒋经国所受“熏染”之深。至于他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份报告，终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则多半是在作“官样文章”，其以博得乃父的欢心与放心。12年的“毒化”，一份报告消解不得，几个月的“读书静养”也难以奏效。毛宁邵的回忆就说明了这一点：

1937年3月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经上海到南京，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之后，便回到他多年离开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老家。那时，蒋经国就任在溪口镇的文昌阁小洋房里。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秀丽，而且很安静，背靠山，面朝水，花香鸟语。蒋经国住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请来的，名叫徐近邻，是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为人诚恳敦厚做事认真负责，待人也很热忱，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蒋经国每天必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等等，还习练写大、小楷毛笔字。

在溪口那些日子，蒋经国身边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保护，还有三个便衣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