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1 / 1）

这样金字塔形式的经济分配，逐级分配于各个阶层，其中没有哪一级，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封建崩溃，统治权力一级一级下降，诸侯不再贡纳于王室，卿大夫也逐渐不贡赋于公室。甚至如晋之六卿、鲁之三桓，终于瓜分了公室的土地。

不必具有贵族身份就能取得土地所有权

所有权的实际改变，当然也影响了所有权观念的改变。于是，随着商业发达，有钱的人可以不必具有贵族身份，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人口增长后，开辟山林，以增加耕地，垦拓的农户，也就可以拥有不是经由封建制度分配的土地。西周封建诸侯，除了原来随同封君建国的“国人”之外，疆域之内本来就有原居的人口，这些居住城邑之外，号为“野地”的人，即是“野人”（其中并无野蛮不文的含义）。在国家征收赋税成为编户齐民之后，野人当然也有了原来使用土地的所有权。在国家征收税赋以凝聚国力的过程中，百姓必须纳税服役，却也相对地取得了原本属于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于是，“编户齐民”的百姓，不再是隶属于领主封邑田庄的农户，而是有可能拥有生产资源的平民。

战国时代，战争频繁。列国在生死存灭的斗争中，必须尽力扩大其可能动员的各类资源，其中尤以人力最为重要。《孟子》引述魏王的话，说国君十分关怀国内人口，是以招徕人口，不遗余力。可见，战国人口，有相当流动性，哪里生活条件好，移民就往哪里移动。这也是“编户齐民”制度才有的现象，迥异于封建制度将劳动力束缚于土地上。

实行征兵制

古代战争之时，作战实力系于兵卒的数量与作战能力。周代封建制度下，作战的主力是驾车的武士，步卒只能担任辅助的任务。但是，战车行动受地形限制。随着战争范围的扩大，中国的列国，为了在山林与沼泽等黄土平原以外地区作战，步卒的重要性遂渐渐增加。战国时代，为了北方作战的需要，列国又发展了骑兵。于是，一个大国，往往号称有甲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国力稍弱的国家，也有甲士数十万，车数百乘，骑数千匹。维持一支强大武力，耗费不少。齐国用技击之士作战，有功得到赏赐。魏国用有专业训练的军人，装备好，作战力强；但是，军人终身免税，也免劳役，国家的负担甚重。秦国农战合一，每一个男子，在役龄期间，都必须服兵役。秦国百姓都须当兵，为了维持生产力，秦国又招徕三晋百姓，移民来秦耕种，而秦民则参军作战，组成一支征兵制的常备军。秦国军队人数多，却又不必像齐、魏的专业军人，耗费养兵的费用。秦国甚至设计了军功爵的体制：有功的战士，不仅有荣誉，也能获得国家赏给的战俘，作为奴隶。其实，征兵制未必仅见于秦国，战国时代，各国互相模仿别国有关的制度，以厚培国力，那些数十万以至百万的兵员，也只有实行征兵制，方可能召集数量如此庞大的军队。编户齐民的制度，也当因此而普遍出现于各国。

成文法典陆续出现，十分注意公信力

周代封建制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法律地位，判然划分。礼与刑，既不是普遍的，也就不必成文公布于众。在编户齐民占全国大多数人口时，公布的成文法典，陆续出现。战国时代的法家，其讨论的中心是政府运作的技术。于是，法家不仅着眼于建立行政文官制度，也十分注意成文法典能取得公信力。商鞅、吴起……于此均注意到公布的法典，必须具备公平而又确定的两大条件。“徙柱立信”及“处罚王子”的传说，都是描述成文法的特色。

贵族特权的姓氏，一般百姓也可以采用

百姓从封建体制中脱身而出，不再归属于封邑庄园，即必须有一认同个人的标志。在两周封建制度下，姓与氏均是贵族拥有的家族名称。随着封建制度的崩解，有些旧贵族丧失了权力与地位，只剩下姓氏的标志。社会变动及小区离散，一方面出现了游离的个人；另一方面，编户齐民的体制内，个人必须要有其独有的识别标志，于是过去贵族特权的姓氏，一般百姓也可以采用了。战国时代，姓与氏已经不分，其意义已如今日的“姓”。不仅古姓古氏都可作为家族的“姓”，地望、职业、特征、别号……都可被用为“姓”。但是，战国时史料中，还有些人无姓，只用个人私名；甚至秦汉史料中，也不是人人有姓，并且改姓也相当普遍。是以用“姓”为必要的个人识别符号，至秦汉仍未十分普遍。

封建时代，百姓附着于土地，个人是地缘小区的成员。在编户齐民的时代，小区之内不再有大小封君领主，小区又未必有社会组织，于是小区内的长者，常成为地方上的领袖。战国以至秦汉，三老五更，及所谓父老长者，经常出现于记载。养老尊老，以及乡社集体活动，均与重组小区凝聚性，有相当关联。

总之，封建制度崩解后，重组国家秩序，百姓从封建束缚中离解为个人，但又以个人的身份，纳入国家组织。中国历史上编户齐民体制内的个人，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市民，也不是今日主权国家的公民。齐民，毋宁是许多地位相同的百姓，在统治阶层的统治下，有一定的身份，其权利为国家法律保护，同时也必须承担交税服役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