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1 / 1）
后者制作的钟表挂满了墙壁，查理曾想师从他学习制作钟表的手艺。1558年查理去世，在留下的遗嘱中对自己在位期间基督教义的分裂表示惋惜，并嘱托儿子加强宗教法庭。
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督教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旧的大一统理想的终结。查理五世去世时，巨大的变革已经打破了中世纪的政治和宗教秩序，同时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他们开始从全球角度而不是区域角度看问题。
一幅地图反映了中世纪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眼中的地球，北半球和南半球从东边的印度一直延伸到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和英伦诸岛，地图中心是耶路撒冷。8中世纪时期的人认为，这不是一张供旅行家使用的地图，而是人类依照上帝的旨意上演救赎戏剧的舞台。根据权威的《圣经》，世界表层的6/7是陆地，1/7是水。由于救赎的教义一成不变，因此可以在基督教世界已知的地方传播这些教义，冒险涉足文明世界之外的地方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但丁在《地狱篇》中写道，尤利西斯为了探求知识乘船穿过赫拉克勒斯之柱（位于地中海最西端的直布罗陀岩石和毗邻的北非高地）驶向大海，因违反上帝的意图而受到惩罚。他的船连同所有船员被一场飓风吞没。
当富于开拓精神的国家为了追求财富和荣耀开始探索海洋和海洋另一边的未知世界时，世界步入了近代。15世纪，欧洲和中国几乎同时开始走向世界。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中国船只开始了探索之旅，远达东南亚、印度，直至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与当地的达官显贵交换礼物，把各国君主纳入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同时把种种珍奇艺术品和动植物带回国内。1433年大航海家郑和去世后，中国皇帝终止了海外探索的航海活动，舰队也被遗弃。此后中国仍然坚称自己的世界秩序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改为在本国内及周边地区巩固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再未有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这种状况也许一直持续到今天才结束。
60年后，在各君主国相互角逐的欧洲，一些强国开始走向海洋。各国君主纷纷解囊资助航海活动，希望借此取得针对对手的商业优势或战略优势。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远航至印度，西班牙和英国的船只漂洋过海到了西半球。这两条航线打破了当时的贸易垄断和种种政治结构，开启了欧洲主宰世界事务长达300年的时代。昔日的国际关系只限于一个地区，此后在地理上以欧洲为中心扩展到了全球。欧洲诠释了世界秩序概念的内涵，并决定了这一概念的实施。
自那以后，人们对世界政治版图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看待从前不为人所知的地区的居民？他们与由帝国和教皇组成的中世纪世界又是什么关系？1550~1551年，查理五世在西班牙城市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了一次神学会议。神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西半球的居民是有灵魂的人，因此也应该得到救赎。当然，神学家们的这一结论也是为征服和强迫他人皈依所做的辩解。欧洲人于是可以一面发财，一面获得良心上的安慰。他们为攫取领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角逐改变了国际秩序的性质。欧洲人不断扩展视野，直到欧洲各国的殖民活动覆盖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世界秩序概念与欧洲的均势运作融为一体。
第二件大事是15世纪中叶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昔日难以想象的大规模知识传播成为可能。中世纪社会靠死记硬背、手抄宗教教义或依据史诗了解历史的方式积累知识。在探险时代，不断发现的新事物需要被认识。借助印刷术，介绍新发现的著述得以流传。对新世界的探索同时还激发了人们重新发现古代世界及古代真相的兴趣，尤其关注个人的中心地位。人们越来越把理性视为说明和解释世界的客观力量，从而动摇了既有的机构，包括此前不容置疑的天主教会。
第三件大事是新教改革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开启了这一改革。他在维滕贝格万圣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坚称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建立关系，提出救赎的关键是个人良知，而不是正统教义。一些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权势，借机支持新教并强迫自己的子民改信新教，同时没收教会土地据为己有。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异端。由于政治和宗教争执交织，双方之间的分歧转化为你死我活的较量。随着各国君主纷纷支持邻国国内往往是血腥的宗教争斗，国内之争与国际之争的界限颓然坍塌。新教改革运动荡除了依靠教皇和帝国“两把剑”支撑的世界秩序观。基督教世界陷入了分裂和内战。
“三十年战争”：合法性的含义是什么？
新教对教会至高无上地位的冲击影响日广，随之而来的是上百年时断时续的战争。哈布斯堡帝国和教皇试图压制对自己权威的挑战，新教徒则起而捍卫自己的新信仰。
后世所称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把动荡的局势推向高峰。帝国即将面临皇位传给何人的问题。波希米亚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是最有希望的接班人。波希米亚的贵族发起了一次“政权更迭”，主动把本国皇冠——连同皇帝握有的决定性一票——拱手让给了一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君主。这一结果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天主教体制。哈布斯堡帝国调动军队镇压波希米亚人的反叛，随后趁势镇压各地新教，继而引发了一场给中欧带来浩劫的战争。（信奉新教的君主基本上居于德意志北部，包括当时仍然无足轻重的普鲁士。天主教的中心位于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南部。）
按理说，与皇帝同信天主教的其他国家的君主有义务团结一致反对新的异端邪说。然而，在统一信仰和抢占战略优势之间，不少君主选择了后者，尤其是法国。
天下大乱之时，政权巩固的国家可以利用四周邻国的乱局实现自己更大的国际目标。一些工于心计、冷酷无情的法国大臣果断地抓住了机会。法兰西王国首先改革了自己的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权威来自一个人。国家治理反映了统治者的意志，同时统治者也受到习俗的制约，从而限制了一国在国内或国外采取行动时所能动用的资源。1624~1642年任法国首辅大臣的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枢机主教成为挣脱了以上束缚的首位政治家。
黎塞留深谙宫廷权术，在一个宗教纷争和旧制度摇摇欲坠的时代里游刃有余。他出生于一个小贵族家庭，是三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黎塞留年轻时投身军旅，一个哥哥出人意料地辞去非他家族莫属的吕宋主教一职后，黎塞留又改学神学。传说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因年纪太轻无法出任教士。他于是去了罗马，亲口对教皇谎报自己的年龄，终于如愿以偿。黎塞留得到教士一职后，旋即卷入了法国王室的宫廷政治中，最初担任玛丽·德·美第奇女王的心腹谋士，之后又出任女王的头号政治对手、她的幼子国王路易十三的顾问。女王和路易十三都对黎塞留深存戒心，但两人因法国国内胡格诺派新教徒问题焦头烂额，难以割舍政治和行政才干兼备的黎塞留。这位年轻教士因调解王室成员之间的争斗被推荐给了罗马，晋升为红衣主教，居国王枢密院之首。黎塞留作为红衣主教9任职将近20年后，同时兼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法国首辅大臣。这位深谋远虑的天才人物提出了基于均势和强调中央集权的治国韬略和对外政策新概念。
黎塞留推行本国政策时期，也是马基雅维利论述治国方略的著述传播之时。黎塞留是否熟读过马基雅维利论述权谋的小册子不得而知，但他毫无疑问践行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精髓。10黎塞留的国际秩序观一反从前，提出国家是一个具有自身存在价值的抽象的永恒实体。国家的需求不是由统治者的个性、家族利益或追求向全世界传播宗教的目标决定的，而是由基于具体原则的国家利益决定的，即日后所谓的“国家理由”。国家理由才应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
黎塞留把新生的国家作为推行治国大计的工具。他把权力集中在巴黎，组建了一支由省长或“职业管家”构成的队伍，在王国的每一个区内行使政府权力。他提高了税收效率，从根本上撼动了一直由旧贵族控制的地方政权。国王作为主权国家的象征和国家利益的代表将继续行使王权。
黎塞留没有把中欧的混乱看作起兵捍卫教会的号角，而是把它视为遏制势力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手段。自从14世纪以来，法国的国王一直有“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之称。然而这并不妨碍法国根据对国家利益的冷静考量采取行动，支持（由瑞典、普鲁士和德意志北部诸君主组成的）新教联盟。起初法国不动声色地暗地支持，之后变成公开支持。
黎塞留的举动引起大哗。11指责他的人抱怨说，作为红衣主教，他对永恒的普世天主教会负有义务，言外之意是他应该加入反对北欧和中欧叛逆的新教君主的行列。黎塞留反驳道，身为一个脆弱的世俗政治实体的大臣，他同样对国家负有义务。宗教救赎或许是他个人的目标，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要为一个政治实体负责。而政治实体没有需要救赎的永恒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