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伦敦病人（23）（1 / 1）
阿列克谢也终于和我们会合了。经过一番商讨之后，我决定和保罗回到伦敦去。
当他回到伦敦之后，他的家人疯狂地拥抱在一起哭泣。他妻子询问我的身份，得知我是他的战友后，邀请我在他家住下。保罗为我找来了医生，但是诊断结果很不理想。
医生说，我的下半辈子只能靠着拐杖和轮椅度过。保罗为我垫付了医疗费，并让我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修养。他家里很漂亮，他有一个小儿子，叫艾贝尔•多诺万，五岁，听说小家伙一出生他的父亲就参加了战争。我很喜欢和他玩，教他法语，为他读雷奥给我的诗集。
雷奥。
他现在还好吗？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他被抓去做战俘了吗？还是好好活着回到了家乡？他还记得在希尔梅克集中营陪了他两个月的我吗？
我给阿列克谢写了一封信，希望有机会能去苏联看看。阿列克谢很快就回复了我，告诉我他随时等待着我。
五月的一天，保罗兴高采烈地冲进我的房间，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病号们并没有被送进焚尸炉。在我们离开的九天后，苏联红军解放了集中营。
当时我正在翻译一本法文小说，钢笔在纸上晕开一个大大的黑点，接着又画出一道颤抖的线，书掉在了地上。
我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
“你是说……卡尔他还活着？！”
“是的。”保罗激动地捡起地上的书放到桌上，“现在红十字会正在统计，我立刻就去报了名。”
这是我这一个月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我们又等了一个月。
没有任何信息告诉我们卡尔还活着。六月初，保罗沮丧地从外面回来，他的脸色很不好，我的心徒然一沉。
“卡尔——不在获救者名单里。”他斟酌着说话的语气，生怕刺激到我。
“不可能……那么多人获救了，为什么单单他……”
“一个幸存者告诉我，苏联红军解放集中营的时候，焚尸炉还在工作，混乱引起了爆炸，死了一小部分人。”
“为什么偏偏是卡尔……”
“艾拉，我们都很难过……”
上帝从来都不是公平的。他夺走你的，永远不会还给你。
“我宁可自己从来没有过希望。”我说。
第二天我收拾了行李，准备离开伦敦前往阿尔萨斯，我的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是时候离开了。
保罗送我到火车站。随后自己坐船回到了法国。
我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我来到了我在阿尔萨斯唯一的朋友——一个叫帕梅拉的□□家。她简直不敢相信我还活着，尖叫着把一个盒子交给我。
“是寄给你的信！”她夸张地用鲜红的指甲指着盒子，“从没听你说过他。”
我打开盒子，里面躺着几封表面很脏的信。眼睛扫到署名的一瞬间，我的心脏骤然缩紧，接着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你怎么了，伯努瓦？”
“没事。”我用手背擦干净了泪水，“一个朋友寄来的。”
“他是谁？”
“我失去的另一半心。”
我颤抖着拆开每一封信，信纸上沾着褐色的，干涸的血迹，模糊掉了署名下面的日期。
“亲爱的伯努瓦，
我到了战场，一切还和以前一样。
爱你的，
雷奥”
“苏联的冬天来了，你那边怎么样？我的手比以前僵硬了，可能是天气太冷的缘故。”
“这里很冷，我很想你。”
“我爱你，伯努瓦。”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读完这些简短的信的，最后我已经看不清字迹了，每一个德语单词都像雷奥亲自在我耳边念出来一样。那时我们刚认识不久，我无意中透露了在阿尔萨斯朋友家的地址。他寄来这些信，不确定我是否收得到。他的思念就在这样的不确定中漂泊，最终躺在了我手里。
他一直都记得。
他记得我说过的话，他说他爱我。
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我不想再失去爱人。
太晚了，直到手里捏着那些沾满血迹和尘埃的信件，我才知道自己深爱他的事实。
我把信重新折好，放在行李箱最安全的地方，向帕梅拉告别后，我拄着拐杖离开法国，前往苏联。
阿里克谢在火车站接我，甚至为我准备了一辆轮椅。我把行李箱放在膝盖上。微风拂过我的身体，一点也没有夏日的炎热。人们在火车站穿行，忙碌，背后是被炸毁还没有完全重建好的建筑。战争留下的痕迹如同一道刺眼的伤疤暴露在阳光下。
“你变老了，伯努瓦。”他推着我离开火车站，仔细打量我后，说。
“你也是。”我微笑。
“我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听说你在做翻译？”
“翻译一些不入流的法文小说而已。”
“那很好。”他温暖的宽厚手掌轻拍我的肩。然后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闪亮小巧的东西，“这个送给你。”
那是一枚百合图案的银制胸针，做工很精细，花纹传统像是中世纪的工匠之作。我伸手接过将它别在衬衣领口。
“很好看，谢谢你。”
“你喜欢就好，我不知道该送你什么礼物，莉莉娅给了我这个。”
“莉莉娅？”
“万尼亚的妹妹。”
我们沉默了。万尼亚是个禁忌又温暖的名字，如果没有他，没有阿列克谢，我无论如何也活不到今天的。
“她知道万尼亚已经去世的消息了吗？”我问。
“还不知道。她……在某些认知上有问题。”阿列克谢没有再说下去，我也不再问。
不了解不记得也许是抚慰创伤最好的方式，清醒永远是最痛苦的。
“你之前说的那件事，我托朋友办好了。但是只有一个上午。”阿列克谢推着我往汽车车站走。
他说的，是我想去苏联战俘营碰碰运气的事。我怀抱着微小的希望，祈祷能在战俘营找到雷奥，或者得到他的消息。
我们坐着车来到了战俘营。那天天气很好，天空很蓝，阳光充足。营地外面野花开放，还有矢车菊蓝色的身影点缀其中。
我浏览着阿列克谢的战友为我整理的名单，一行行，一列列，我搜寻着雷奥的名字。其中有几个重名的，我询问了他们的体貌特征，最后见了面，发现都不是我要找的人。
终于轮到了最后一张名单，这张表格上写的是用来交换苏联战俘的人的名字。我一眼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法伊特。
是舒尔茨的法伊特吗？我请求阿列克谢的战友让我见一见这个人。
他答应了。我推着轮椅来到关押交换战俘的地方。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个人就是法伊特，和舒尔茨说得一模一样，非常漂亮的年轻人，金发，像个运动员。
我过去说明来意。他在听到舒尔茨的名字时身体怔了怔，然后问我他怎样了。
“他死了，在希尔梅克集中营。”我已经残忍地回答了无数问题，但这种残忍不是我造成的，我却必须要背负不属于我的沉重。
法伊特沉默了。
我把手里泛黄的乐谱交给他。他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就像是抚摸熟睡中爱人的脸庞。他就那样静静地看了几分钟，随后开口轻声哼唱起来。
和记忆中，幽暗的监狱里舒尔茨的声音重合起来。
“对不起。”他说，手里紧紧抓着乐谱，低下头哭泣起来。
我却没办法替那人回答没关系。
“你认识雷奥吗，最佳狙击□□奥？”快要离开时，我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地问了一句。
“他是我的战友。”法伊特说。
这句回答令我意外，同时内心狂喜。
“他……在这里吗？”
“他牺牲在了战场上。”
领口的胸针悄然滑落。我弯腰捡起它，眼泪不自主地滚落下来，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忘了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
“伯努瓦？”阿列克谢帮我捡起胸针，将它放在我手心里。
我知道一切彻底地结束了。终于不再抱有希望，一颗心落了下来。
最后的最后，我向阿列克谢道了谢，离开了苏联，前往美国。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到了美国，我改了名字，做了一名翻译。而且还不知道自己患了很严重的战后心理综合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好好入睡，上楼梯习惯倒着走，总感觉有人跟着我，有一位编辑向我介绍了一家疗养院。
我拖了很久都没有去疗养院看看，我在等纽伦堡审判的结果。
纳粹的诸多罪行被一一列出，唯独没有判他们对我们这些同性恋者所犯下的罪行。
魔鬼对我们犯下邪恶行径，正义的一方将我们排除在受害者之外。人如何能被杀死两次？一次从他们的家人朋友身边带走，一次又从历史中抹去。
这些问题，没有人回答我。
这就是我全部的故事，我是谁，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又为什么会在这里。
***
我几乎是惊心动魄地听他讲完了故事，他死灰一样的双眼却显得异常平静。我将记录整理成一本册子，希望终有一天它能重见天日。
病人改了名字，但我习惯叫他伯努瓦，或者艾拉，这两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名字。
他坐在轮椅上，问我：“耶茨医生，您觉得这是谁的错？我们为什么要被杀死两次？这太不公平了。我失去了一切，却连一个公正的审判结果都没有等到。”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时间会证明一切，给予你们应有的公正。”最后，我这样说。
他对我微笑，眼神里饱含绝望。
“谢谢您。感谢您愿意倾听我的故事，让我感觉自己曾经活过，同那些遇难者一样，存在过。”
后来他离开了疗养院，没有留给我任何联系方式，像个幽灵一样消失了。
我联系了很多家出版社，希望能让这本代笔的回忆录重见天日，然而都被拒绝了。我把它锁起来，然后又取出，反复翻看。
历史的伤痛，永远不会被抹去，当人们竭力想要忘掉它时，它只会变本加厉地提醒我们，这丑陋的伤疤一直都在，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