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伦敦病人（3）（1 / 1）
我认为自己问了一个十分不快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终结。我手足无措地看着他，舒尔茨却继续说了下去，“我和法伊特是在学校里认识的。我加入了学院里一个小型同|性|恋组织，第一天就注意到了他，他太耀眼了，金色的短发，宝石一样的蓝眼睛，像一个优雅的运动员。他向我走来，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去附近的咖啡厅坐坐。我怎么能拒绝他？”
典型的雅利安人长相，正是纳|粹所希望的未来。我想道，但没有打断舒尔茨，他说话的时候有一种异样的神采，仿佛点亮了他死灰般的监狱生活。对面的政|治|犯对我吹口哨，嘴里叨咕着什么“只有相公才能臭味相投”之类的话。我没理他们，反而凑得离舒尔茨更近了。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我们频繁地约会，我将他介绍给我的母亲，她表示理解并且支持，我们真正成了一对。”
“你的母亲真开明。”我感叹道，“我的养母听说我是同|性|恋，将我赶了出来。”
“养母？”
“我是英国人，从小在伦敦长大，是被法国人收养的。”我耸耸肩，“那不重要，你继续说吧。”
“两周前，我被盖|世|太|保|总部召唤，我拥抱了母亲。”舒尔茨的声音渐渐哽咽起来，“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拥抱她了。”
我抓住他的手使劲攥了攥，“别这么说，你们还会见面的。一定会的。”
“刚走进办公室，一位党卫军军官就把一张照片拍在桌子上并对我大喊：‘你这个同性恋，快点招认吧！’我认出那是我在圣诞节送给法伊特的，但我摇头表示不知情。他把背面翻过来，上面是我写给法伊特的‘送给我最爱的朋友’，通过字迹辨认就能定我的罪。于是我彻底投降，他们便把我投入监狱，一周前他们要求将我转到法国，以便远离法伊特。”
“法伊特的父亲……是个纳|粹|高|官？”
“是的，他在奥地利当差。”舒尔茨苦笑道，“我父亲也是。”
我深感吃惊，“你的父亲也是高|官为什么不救你出去？”
“他试过与他们沟通，但遭到了拒绝。他们指责他，说他是一个可耻的、罪恶的同|性|恋者的父亲。你不明白……呃，我该怎么称呼你？”
“叫我伯努瓦就行。”
“伯努瓦，你不明白，纳粹对同|性|恋有多么恨之入骨，他们恨不得我们全死掉……虽然我父亲身居高职，但依旧无法改变我的现状。但他们把法伊特保护得很好，我必须忍受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他们会为此把我关在这里一辈子的。”
经历后来发生的种种，我宁可一辈子关在这里。
舒尔茨在监狱里一天天消瘦下去，他时常发烧、咳嗽，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他，在监|狱里慢慢消耗着他的生命。我不知道那个名叫法伊特的青年是否也这样思念着舒尔茨，在我看来，舒尔茨非常可怜，而那位所谓高|官的儿子却毫无作为。
真相如何我已无从得知。不久之后，我不记得是多久，在监|狱里的日子永远浑浑噩噩，看不见日出，也看不见日落，我们迎来了最后的结局——所有同|性|恋者将被送往距离斯特拉斯堡三十五公里的希尔梅克集|中|营。
这是我们最后的命运，进入集中营的人无一例外都会死亡，我从其他同伴口中知晓，许多同|性|恋者被当做最底层的劳动力，做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或者被送进实验室，往身体里注射不知名的激素，这些人第二天就会消失。
我开始感到害怕，这和我以前经历的完全不同。
天一亮，我们就被狱|警推搡着离开了囚室。冬天的风阴冷干燥，我只穿了一件衬衣，毛衣给舒尔茨御寒了。狱警在后面催促我们快走，几个穿着党卫军军服的人站在囚车旁开始清点人数，所有人都低着头，阳光不刺眼，但谁也不愿意去看。舒尔茨站在我前面，双颊因为低烧而微微发红。
突然，穿军服的人叫住了舒尔茨并塞给他一张纸条。舒尔茨愣了愣，却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快速将纸条塞进口袋里，上了囚车。
等我们全都挤上了拥挤的囚车，舒尔茨才小心翼翼地将手伸到口袋里，谨慎地取出纸条，快速看了一眼就又放回口袋里。他的手剧烈地颤抖着，整个人都站立不稳，仿佛下一秒就要倒下，他抓着我的胳膊，眼里的泪水在打转。
“我的父亲，被革职了。他们说他自杀了。”
我也吃了一惊，之前只是听说他父亲为了给他求情四处奔波，和交好的纳粹高|官左右斡旋，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故。舒尔茨在拥挤的人群中蹲了下来，头埋在双臂之间，不停地颤抖。
“他的临终遗言是‘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儿子’……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得到上帝的庇护？”
我也蹲下来，拍着他的后背，“会过去的，你会回到家里的。信是谁寄来的？”
“我的管家，他说我母亲在父亲自杀后生了大病，他必须要告诉我。”舒尔茨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
信是一个党卫队队员交给他的，如果不是有关系的话是送不进来的——也就是说，这个队员很可能是受他的情人法伊特的委托。但我不知道如何与舒尔茨解释，这样会使他更伤心吗？
“你要好好活着。”我对舒尔茨说，“你的母亲还在家里等着你，她需要你。”
他抱着我，头埋进我的胸口默默流泪。
这样的变故我完全体会不到，我没有亲人，我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得知我的性取向之后将我赶出了家门，没有人关心我，我整日整夜游荡在阿尔萨斯街头，有时喝得烂醉如泥，被路过的男人带回去过夜，也曾为了生计做过一段时间的男女支。
唯一令我牵挂的亲人卡尔在我离开巴黎之后也没有了音讯。在这样的环境下，卡尔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次数越来越多，是安慰我的启明星，仅有的光明。我还没见过长大的卡尔，不知道他还是不是像小时候一样，淌着鼻涕跟在我身后，喊着“艾拉，艾拉，等等我”。
艾拉。我真怀念这个称呼，那才是我的本名。我讨厌“伯努瓦”这个法国味儿十足的名字，但我从不和养父母说。我需要他们供养我，反抗他们，引起他们的不快实在是太愚蠢了。
到达目的地的那天，是个傍晚。我们依旧被粗暴地推下囚车，接着被带进了衣帽物品存放室。架子上制服、衬衣、靴子等堆放得满满当当。我看到那两位政|治|犯先被叫了出去，负责分发衣服的也是这里的囚犯，只不过他们的待遇比我们好很多，从他们散发着红光的脸就可以看出。
他拿了一双旧靴子给囚犯，但是又问了一句：“是政|治|犯？”
“是的。”
那人把靴子放回去，又从架子上挑了一双最好的递过去，“这个给你。”
我不明白，同为囚犯为什么我要在他后面拿衣物，并且分到了最差的一双鞋和最破的一件衬衣。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集中营里的规矩，我们这些在衣物上佩戴“粉红三角”的同|性|恋者，是最低等的囚犯，待遇当然比不上“红色三角”的政|治|犯们。
等级观念要深入人心才行，多年后我在一些论著里看到这样的观点。
集中营里管理囚犯的人都是从囚犯中选|□□的。他们有权力，并且经常滥用。这是后来的我渐渐领悟到的。
领完衣物，已经接近傍晚，我们被安排集体吃晚饭。非常简陋，根本填不饱肚子，干硬的面包块和凉水。我对面的一位来自波兰的少年有一碗菜汤，上面还冒着热气。他长得很漂亮，也很年轻，虽然我知道他在这里应该待了很久，但他形容并不像其他囚犯那样枯槁。
我想问问他怎样得到一碗菜汤或者碟子里怎样才能多拥有一块肉。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叫住他，集合的命令就到了。我不得不迅速离开饭桌，而那位波兰少年不紧不慢地擦擦嘴向厨房走去。路过那里时，我透过虚掩的门，看到一个厨师正在脱他的裤子，他没有反抗，像个顺从的孩子一样。
我的眼前一阵眩晕。
一碗菜汤，一块肉或者一些软一点的面包。
晚饭后，秘书处的人带来一份有囚|犯编号的名单，由监工大声念给我们听。我听到身边很多人都倒吸了口冷气，念到编号的人全都站了出去，秘书处的人带着他们离开。
站在我旁边的人舒了一口气，“今天没有我。”
“那是什么名单？”我问他。
“死亡名单。”他说，“去了的人都没有回来的。秘书处每天都会公布。”
“他们被送往哪里？”
“实验室或者医疗所。”他说，“都一样的，回不来的。”
“我看到秘书处的人身上带着红色三角……”
“他们是从政|治|犯中选出来的，如果他们当差，送死的基本都是我们粉红三角。”
让囚犯决定囚犯的生死。政治犯居高临下地审判同|性|恋者。纳|粹本身没有做过多少迫|害，但他们有效地制定了一套规则，这套严格的等级制度足以让囚犯们自相残杀。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根本不能团结起来反抗，一团散沙一样互相猜忌着的受害者，毫无力量。
晚上我们来到住处。因为清理了不少囚犯，又空出了许多“床位”，高于地面的台子上放着被子，每人一套。我们钻进去，他们不熄灯，一位党卫队队员要求我们把手放在上面。舒尔茨为我翻译着，自己却把手塞到被子下面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位队员快速走过来，将舒尔茨拖出了被子。他让舒尔茨站好，从地上拎起一桶凉水，从他头顶猛然浇了下去。
此时是冬天，舒尔茨只穿了一件衬衣和一条单裤。
接着是第二桶水，但他一句话都没说，甚至是叫喊或呻||吟也没有。
第三桶的时候，舒尔茨开始颤抖摇晃，然后倒了下去。
“不要把手放在被子下面，你们这些鸡女干者！”党卫队队员将水桶踢到一边，漆黑锃亮的靴子踩在地上发出令人战栗的声响。
他离开了。
我爬出被子扶起昏倒在地的舒尔茨，他本来就在发烧，三桶凉水足以让他的病情恶化。那些人不会让我们更换衣服，我只好先把他的身体擦干，然后脱下自己的干燥衣物给他换上。舒尔茨迷迷糊糊地对我说“谢谢”，牙齿还在打颤。
“老天，你自己听得懂德语，为什么还要把手放在下面！”我将他的被子盖好，诧异道。
他微微一笑，让我把手悄悄伸到他被子下面。
是他的乐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