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流变（三）（1 / 1）

江浙地区一向有两种文化传统。一种传统是在历史上，清朝以来的习惯，这个地方做小买卖的特别多，那犄角旮旯任谁都看不起的买卖他们都做了。浙江的许多民营企业仍然沿着这种传统发展起来，如现在的什么“纽扣大王”“打火机大王”。浙江就有很多这种小的制造业，而这些小的制造业发展成像现在讲的“长尾理论”中的“长尾”，你看上去小，汇总起来就是巨量。所以这边的民营企业有制造业的文化，是传统的小作坊式的制造业。他们不是“三来一补”，一开始做的都是很土的小东西，他们的制造业文化中就没有办大企业的文化，都是做小企业、小制造业。这类小型的作坊式的制造业，几乎百分之百采取了家族管理的方式。

浙江的另一个传统就是从海上往外跑营销。在历史上，也是自清朝以来，他们一直有出海的习惯，尤其是温州地区，国际营销的能力很强，他们在国际营销史上一直都是主打欧洲，所以意大利、法国，现在都有浙江人在那营销。民生消费品当中完全放开竞争的是小商品，目前主要是江浙的企业在做。电饭煲大王、豆浆机大王、皮鞋大王、衬衫大王，他们一直有这种很好的营销传统。这些“大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营销起家，然后延伸到上游的制造业。

由于长期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所以就闷声发大财，基本上这样的民营企业都不怎么声张，慢慢做，然后也不借钱，或者只是民间借贷，信用还很好。去温州那些地方借钱一定要当地大佬出面。我跟他们的商会领导经常见面，听说过那儿的信贷方式：比如在温州有十个大哥，这十个大哥坐下来喝茶，说我们要做个事情，需要一家拿多少钱；第二天大家就把现金拎过来，签个名就走了。这种信用关系非常好。

浙江最近有一个吴英的案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集资，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很有意思，她给抓起来了，可没有一个人来挤兑。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地民间的信用关系一直很发达，农村信用社一直是管理最好的。所以，浙江的民营企业是一个制造业的文化、出海营销谋生的文化和家族管理的文化。浙江商人非常务实，吃苦耐劳。在温州，宣传部，包括温州当地的商会领导都一直在讲，当地企业是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千里迢迢，诸如此类，反正一大堆顺口溜，就是讲他们的民营企业的精神。

中国还有一支民营企业大军是在海南，海南的民营企业更多的是流寇。海南最多的时候有将近两万家民营企业，泡沫经济结束以后全都黄了。当时聚集到那儿的是全国各地最失意和最有梦想、最不安分的人，因为建海南省，这些不安分的人，包括我们，全都跑过去了。当时我们就开玩笑，说到海南的全是“三不幸”女人和爱折腾男人。“三不幸”就是不幸婚史、不幸恋史、不幸情史。失意的和爱折腾的男人女人，当时就成了海南省内市场的主体。这部分人在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就流散到全国了。所以他们来自全国又回归各地，形成了大量流寇型的民营企业。

在2002年年底“非典”的时候，我回了海南一趟，特别有感触。那时为了躲“非典”，有很多在外边跑的人又回去了。一天晚上，我们被中国城老板邀请，弄了条大木船，漂到海上。这时，原先认识或不认识的分散在各地的老板、兄弟、哥们儿、朋友，几乎被共同的文化记忆唤醒，立即陷入江湖啸聚的亢奋之中，赤膊挥汗三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放浪形骸。最有趣的是大伙都把中国城老板当成共同的精神偶像，他坚守海南十多年，而且从未易帜，始终守着“中国城”，守着娱乐业。

海南的民营企业数量很大，但是散得非常快，流寇习气严重，江湖味道浓厚。但是它也有两个优点，第一就是海南不相信眼泪，海南不承认历史。你不要说你过去干什么的，反正到这儿来的都是穷光蛋，你也别诉苦，因为大家都挺穷。所以这些人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强，像这两万家公司没了，海南全省人口中没有一个跟政府要工资的，也没有企业找政府添麻烦或者闹事的，所以海南的企业家和民企生命力非常顽强。

第二个优点，海南这批民营企业最先经历了泡沫经济的打击，所以后来的生还者，他们的风险控制相对来说比较好。比如像现在，包括从万通出来的易小迪、潘石屹，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泡沫，所以对风险的控制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我觉着民营企业的江湖，最明显的实际上主要是三部分，就是广东福建，另外是江浙，再就是海南，它们真正成为今天中国民营经济舞台上三股最强大的力量。当然，其他地方，例如北京，也有很好的民营企业，但不管是新经济还是老江湖，都跟这三个地方有关系、有渊源。就像柳传志最初也是在广东、深圳那儿开始创业的，然后又回到北京。万通和国美也都是这样，都跟这三个地区有关联。因为这三个地区是最早开放市场的，制度环境比较宽松，贸易活动、经济活动比较活跃，于是培养出了中国最有意思、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

汇流与融合

最近三五年，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甚至是不同代表人物的民营企业的组织状况发生了很多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是互相融合，即不同的涓涓细流汇合成一个工商企业的主流。在汇合过程中又产生了互相的影响和融合，使大家有共同的提高，甚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变革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推动力量。

这些大的变化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变化是，行业组织的成熟度在提升，特别是自我组织维护行业中企业利益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而且效果也越来越好。最典型的是大家都关注到的，这几年在欧洲，很多小商品商会在与国际同行竞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组织协调作用，并且在贸易摩擦中代表中国企业起诉打官司，维护国内此类产业的利益。

早两年温州生产一次性打火机形成热潮，并且逐渐形成一个产业链，占了全球市场的70%，好多厂家有做齿轮的，有做塑料的，有做加气的，销路非常好。如果这个产业出口受到影响，比如受到贸易制裁、价格歧视或贸易壁垒等矛盾，那么很可能这个行业就在温州垮掉了。早两年欧洲就曾针对温州打火机在欧洲的营销提出了反倾销诉讼，这时候打火机行业商会就到欧洲去应诉，维护他们的权益，最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006年又出现类似的现象。西班牙有一个地方烧了中国的鞋城。中国人在那儿卖鞋，特别便宜（当然也有一些质量问题），使得欧洲当地的厂商在竞争上处于劣势，然后政府出面保护，于是出现了起诉，限制中国的鞋子出口到欧洲。在这个时候奥康就代表制鞋业到欧洲去打官司。奥康老总王振滔在不同场合也讲过，这个官司不是他自己的官司，是代表中国鞋业这个行业的官司。正是这些商会的维权，使得这些行业的组织在当地的威信不断提高。

第二个变化是，最近五年，拿房地产来说，行业内的行业组织及领导人，对这个行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令国内的竞争力格局和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年前，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只有一个组织，就是中国房地产协会，隶属于建设部，简称“中房协”，以城建系统和大型国营房地产企业为主要会员，主要扮演政策解释者的角色。随着这五六年市场竞争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大量的民营房地产企业实际上超出了中房协原来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冒出了两个非常有凝聚力，同时也为行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行业组织，使这些房地产企业有了非常重要的交流、融合和提升的平台。

一个著名的行业组织是八年前由万科、万通、河南建业、浙江南都等一系列企业发起的“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简称“中城联盟”，八年来创造了非常好的业绩。这个联盟简而言之就是房地产行业中的欧盟，是一个好公司和大公司的俱乐部，它有四项最重要的任务：信息交流，集体采购，财务支援，联合开发。目前中城联盟已有42家企业成员，分布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他们同时也是当地城市中最有影响力、最大的企业。另外，中城联盟还开发了一个重要的产品，叫“联盟新城”，目前分别在郑州、重庆、济南、南宁、昆明等地共开发了八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