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原罪（二）（1 / 1）

我和德隆的唐万新讨论过，德隆倒下之前也控制着一大堆金融资产项目，但他停不下来，在恶赌的路上越走越远。现在披露出他们当时资产规模是600亿。我们在70亿资产规模的时候就往回走，下狠心收缩才慢慢活过来了。德隆则按照那个时代的民营企业的“资本（原罪）—暴利”逻辑继续豪赌，除了场内证券回购，买空卖空国债，德隆还发明了和上市公司合作、代客理财的方法，借了很多钱炒股票。早期是庄股时代，赚了几单，给人家的回报是10%~15%。但也有失败和亏损，赚的就要补亏损，进入恶性循环。后来场内证券回购不能做，代客理财也不行了，于是就开始组建、收购金融机构，违规操作，非法吸收公共存款150亿，最终在媒体舆论、政府清查和市场波动的多重力量挤压下彻底崩塌。

德隆的原始积累源于洗照片，从新疆收集胶卷到广州洗出来再带回去，相当于洗照片的皮包公司。那时正时兴彩色洗印，两个星期洗出来还供不应求，他们靠这个生意发了家。在当时他已经是百万元户，但要做大生意还是嫌钱少（唐万新说那时他还研究了我们呢），于是自1996年从场内回购起开始大折腾。

后来我理解了他收不住的原因。一是赌到上百亿以后，公司像狂奔的野马一样控制不住了；二是方向错了，法制环境、市场环境变了。1996年以前市场监管还不是很严，我们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那时收手还来得及，只要我们内心真的想“学好”，外部环境还是会给我们机会。这就像小偷偷了东西，自己意识到危险，老老实实改了就好；可赶上“严打”，赃物交了也不行，都要判刑。德隆属于后者。

征服：男人愉悦的冒险游戏

关于圈钱、暴利这些做法，实际上包括一大批卷进走私、房地产、股票的旋涡的地方民营企业，像福建的厦门远华（赖昌星），新疆的德隆（唐万新），天津的南德集团（牟其中）等。那么，为什么明知不可为，甚至已明显感觉到了危险的情况下，这些企业还会铤而走险、不断去赌呢？就近观察，我还发现一些很有趣的心理过程，其中也包括一些纯属男人的人性张扬过程。那时候，许多民营企业更具有江湖时期的一些特点。

在民营江湖时代，民营企业仿佛为匪为盗，或者像游侠，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旧体制内长期被限制，一旦离开以后，实际上有一种特别轻松和自由的快乐。江湖可以看作非正规组织，属于朝廷和民间之间的边缘性的一种结构；民营企业的人处于边缘性的结构当中是自由的，这种自由的状态下，人会选择快意恩仇，并感受到很大的幸福，精神上会很愉悦，像侠客一样。

在民营企业初期，虽然背负“原罪”的重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折腾呢？一个原因是逃出原有的体制能获得一种自由感，可以满足人的征服欲望；同时也有一种成就感，因为在江湖当中，我们都具有一种英雄气，容易滋生英雄的审美，也获得自己成为英雄的满足感；再者，企业（公司）在江湖中也能获得一种相当于行帮的认同感。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种心理状态。

荷尔蒙决定了男人都存有征服的欲望，特别是经商的男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最感满足的便是征服欲，这征服的对象当然有女人，但其实最大的乐趣是去征服外面的世界。1994年初，万通在西安要建一个“21世纪广场”。一天清晨，我和潘石屹在西安溜达到马上要拆迁的地方，蹲在一家小餐馆前吃面条，心想，吃完这碗面条，你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俩小屁孩儿拿张支票一交，这一片所有人的命运就从此改变了。而这里是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是我心中很向往的地方。就是那次，潘石屹跟我说，他原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到西安。现在忽然间，我们俩以花钱拆迁的方式都成了这片土地的主宰，内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吗？我们想要收购北影厂那段日子，每次从厂门口经过时也心想：“这么牛×的地方我们今天就给办了！”虽然最终没收成，但回想起我们那段时间去北影厂，开会听坐了一屋子的老老少少向我们汇报，很有感觉。

中纪委通报的贵州的严剑虹是贵州省委书记的夫人，当时兼着贵州国际信托董事长。我们去收购贵州国际信托时，她派一个老总，不跟我们在酒店谈，而是把功权拉到黑灯瞎火的郊区，说：“给香港账户打200万。”回来以后我们思来想去觉得危险，就没做。后来老太太被枪毙了，她那做省委书记的老公被“双规”、被撤职然后被抓，她儿子用赃款流亡海外。我去费城时了解到，她儿子用钱供养一个小演员，演员上完学找到工作，跟别人好了，离婚的时候还分走他一部分钱。赃款就这样流失了，傻儿子完全衰了。

哈尔滨的防空地洞非常大，防空系统很好，我们曾想将它改建成地铁。我去见副市长索常有，他是黑龙江大学的，当地人戏称“黑帮”。我们公司有一个黑龙江大学的，通过“黑帮”找到索常有，等了好久才在他办公室见面。结果没做成，后来索常有也被抓起来了。

男人很享受东奔西突的感觉，很像半夜急行军时被前呼后拥，感觉最好。

2007年元月我去了“神六”基地，我特别体会到没有时间、没有是非、没有空间的侠的意境。我们在戈壁滩上，坐在牛尸骨架子上，手里拿着刀，片着牛心，旁边熬着汤，热气泛起向天空散漫开去，我突然就感觉到自己和身边的人很像金庸小说中的侠，好享受。侠一定是自由的，没有身份，没有时间，一切皆随心性。心到人到，侠想杀一人，想救一人，全凭心性。侠一定是“胡作非为”的。

我们那时走了13个城市，到哪儿都不带钱，哪儿都有兄弟，打个电话就有人送钱来，虽然钱都是借来的，但那种感觉很好。

这个过程符合男人的征服欲和创造性，社会也满足他的虚荣心。多数人欲罢不能。

反差特大的是，我们做到10个亿的时候，兄弟都散了，没人来叫大哥了。现在我到外地都打的，习惯了，公司有车我都不坐。自由，没有前呼后拥反而自由了。

可是，当我们从1996年开始卖资产还债，卖掉一个便失落一次。记得东北华联的项目，1994年买的时候，7000万谈好了，一个官员非要我们多给800万额外的钱，帮助他指定的一个小兄弟。功权过去和他谈，官员把批文就压在酒桌下，说你钱打来我给你。功权打电话回来说：“真他妈恶心。7000万已经付了，怎么办，这800万答应不答应？”我说：“你告诉他，我明天带支票过去。”他就把批文给了我们。第二天我带了一半，400万，想着能省就省。那人火了，说我还能再发个文把它废了。我和功权也火了，告诉拿到钱的那个人：“你告诉他狗日的，社会风气不好，你知道我也知道……”

第二天我就跟功权去他老家了。三九的大雪天里看到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家里还有一个半傻的姐姐和他老舅，老舅和牲口住在一起。晚上，我们对着残垣断壁喝了很多酒。心里有一股悲凉感，一种委屈和义愤，感觉到命运太残忍了。凌晨，天快亮回到酒店时，那人派的人坐在酒店等我们，说这事就不说了，过去了。

但他后来散布谣言说我们没信誉。我很生气，打了个比方，我说我就像良家妇女走在黑胡同里，碰上一个拦路强奸的，我无奈地认了。可他正要“办”的时候，胡同口闪过一个身影，我喊了一嗓子，那人被抓起来了，是我没信用还是他是坏人？很多人听完这个比喻就明白了。

他知道后很不高兴，隔了两年我们卖华联的时候他就设法阻挠。我们找好了一个上海企业，合同都签好了，还能赚些钱。但他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上海考察，回来说和上海人做生意没底，不能卖给上海人，要卖给本地人。结果冒出来一个人，江湖上的，有几个兄弟，是卖药的，他要买，却只出到上海人一半的钱。我们实在没招儿，也烦了，就卖了。

卖的那天又是一个冬天，零下20摄氏度，我们在餐馆里和那个老大喝酒。我们问他，对这么难“伺候”的官儿，你怎么办批文啊？他说：“简单啊，不办，就派两人跟着他媳妇儿；还不办，再派两人跟他女儿。”后来果真办得很快。我们却损失了4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