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5章（1 / 1）

官府指定潘有度出任总商。

联保赔偿制和朝廷官府的双重压榨，不断有行商破产，受到抄家入官、逮捕法办、流放伊犁的处罚。潘有度意兴阑珊，1808年以十万银两的代价，请求退办行务获得朝廷恩准，遂停止业务。然而到1814年，粤海关不满伍秉鉴、卢观恒二总商，强迫潘有度恢复同文行业务，再任总商。1821年（道光元年）潘有度逝世，潘振承长孙潘正亨不愿继承行务，更怕做总商，他有一句名言：“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迫于压力，潘振承庶孙潘正炜接替行务，更名同孚行，同孚行经营到鸦片战争后。

公行后期，任总商时间最长的是伍秉鉴，影响最大的也是伍秉鉴，他是欧美商人公认的世界最富有的人。1804年（嘉庆九年）伍秉鉴出任总商，他也看淡十三行前景，从1809年起多次申请退办行务均被驳回；1826年伍秉鉴行贿50万银两，获粤海关批准退办，但遭朝廷驳回。他又提出捐出所有财产的百分之八十，结束怡和行，仍不准。其后，怡和行由儿子主持，伍秉鉴仍是十三行的灵魂人物。

一口通商后期鸦片泛滥，十三行公行仍坚持民生贸易。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高峰时参与鸦片走私的主要有两大群体：行商担保居住在十三行夷馆，以英印散商为主的外商；在十三行商业街以合法生意为掩护，暗开“大窑口”的中国散杂商人。鸦片走私不止珠江口，波及到整个东南沿海，均有本地的走私集团。

鸦片泛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满清王公大臣带头吸食、官商勾结、官员纵容失察，甚至有官船直接参与走私。为外商提供担保，并与外商密切交往的行商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根源不在行商。在此笔者无意批评国人眼中的英雄林则徐，鸦片泛滥追责问罪，林则徐延续了历任广东督抚“惩商保官”的套路，行商成了追责问罪的重点。十三行总商伍绍荣（伍秉鉴五子）被革去职衔，逮捕入狱囚禁；年迈体弱、退隐多年的伍秉鉴及潘振承后人潘正炜被摘去顶戴，套上锁链，押至夷馆催促外商缴交鸦片。受此打击，伍秉鉴卧床不起，于1843年去世，享年74岁——与潘振承惊人的同寿。

此时，失去垄断地位的十三行一落千丈。1856年十三行再次遭遇大火，富丽堂皇的商馆及商铺化为灰烬。1861年两广总督迫于英法压力签订沙面租约，广州的外贸中心转移到沙面。仍在旧址留守的十三行商人多半经营茶行，十三行淡出人们的视野，到20世纪仅仅是广州一条不起眼的窄小街道。

2008年6月30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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