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1 / 1）
不想，却遇上了最为强硬的王道礼治派，碰了一个再生硬不过的钉子。
这说明，春秋时代的政治求变潮流很强大，反对政治变化的潮流也很强大。
求变的潮流，滋生于广阔的社会土壤。上至庙堂，下至井社，所有的社会阶层几乎都对现状不满，都在追求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具体变化，最终汇成普及全社会的时代大潮。具体地说，各个阶层求变的方式、求变的内容、求变的目标，各有不同，有的甚至相差很大。但是，整个社会都在追求变化，都觉得不能再生活在旧礼治的窒息框架下了，这个世道必须改变活法了。这是一致的。
反对变化的主要力量，则是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老贵族阶层，以及在精神上自觉追奉王道礼治的某些社会保守力量。求变精神催生的社会变化潮流，与王道理念撑持下的社会保守力量普遍碰撞，激荡起春秋时代广阔的、全方位的社会波澜。这一广阔而长期的交锋波澜，使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渐渐发生着一种质的变化、质的提升。
这就是春秋时代以政治变化为轴心的开端气象——万物聚变，六合激荡，社会多元，主流不振，礼废乐坏，瓦釜雷鸣。
普遍的共振，必然产生普遍的突破。
让我们走进那个剧烈变化的大时代，看看中国文明的新芽是如何破土而出的。
小国争霸：政治变革之发端
1.春秋政治变革的历史阶段
在国家时代，政治文明的变革是社会进步潮流的轴心。
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化与政治变革，是逐步发展、不断深入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一直延续了将近三百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汤武革命”的暴力政治传统，以和平变革的方式所实现的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所谓和平变革，并不是说这个时代没有战争，而是说当时各国内部的经济、政治变革，以及对最高王权所采取的政治行为，都是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为主要方面的。
从总体上看，春秋时代和平变革的历史形式，大体上是这样一幅图景：部分有为的诸侯国以自身的变革、利益的扩张，以及在相互战争中争夺天下影响力与领导权的形式，不断削弱着王权，改变着社会利益格局，使整个社会文明不断向新的形态迈进。
托名黄帝的古典文献《阴符经》，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对这种以政治变革为轴心的全面社会变革给予了充满希望与力量的概括：“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化定基。”这一论断的实质含义是：若天道人心皆思变革，那么一切方面的变革就会会聚成天地翻覆的大潮，具有坚实的社会根基，会不可阻挡地前进。
生活在春秋社会的孔子，曾概括了当时政治变革的典型特征：“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从历史实践看，春秋政治变革的最重要方面也正在这三个基本点上：第一，诸侯国取代了天子的“礼乐征伐”大权。第二，大夫们夺取了诸侯国君的政事权。第三，庶人们普遍获得了对国家政治的议论权。从历史时序看，春秋大变革的发展，历经了解冻、序幕与各国争霸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东周前五十年，王权无为，放任诸侯国自行扩张，是天下生变的序幕。
之后四十余年。诸侯扩张普遍化，中心地域的小诸侯开始争夺霸权，是为第一阶段。
之后百余年，大国在变革中崛起，争夺主导天下的大国霸业，是为第二阶段。
春秋后期数十年，南方吴、越崛起，大国霸业文明进入尾声，是为第三阶段。
2.东周王权的无为状态
中原诸侯国自行其是的利益扩张，是春秋政治变革的序幕。
周平王东迁洛阳的第二年（769年），发生了一件在礼治时代不可思议的怪事：新诸侯郑国，不奉王命，擅自以武力吞并了毗邻的一个小诸侯——郐国。依据周礼规范，诸侯“擅自征伐”是最大的罪行，天子必须得出动王师问罪，以维护正常的权力格局。此所谓“大刑用甲兵，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必然地，天下诸侯屏息以待，要看看新天子如何展示实力，惩罚这个对新王权秩序作出挑战的叛逆者？
可是，这一次，洛阳新王室的表现比叛逆者还要不可思议。周平王居然一直沉默，非但一直没有动用武力讨伐郑国，而且连一道通报批评的文件也没有！总之是，好像天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天下诸侯们愕然了。没有人解释王室的行为动机，也没有人质询王室的聋哑原因。总归是，诸侯们愕然之后迅速释然，大大松了一口气，纷纷开始了试探性地扩张。
从此，“政由方伯”的局面，很快开始了无可遏制地蔓延。
周平王四年，郑国又吞灭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小诸侯——东虢国（位于今日河南荥阳东北地带）。周王室非但仍然没有问罪，反而给郑武公加了一个荣誉头衔——王室卿士，在中央政权兼了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几年后，郑武公死去，其子郑庄公继位，仍然继承了这一中央职务。这就是说，郑国两次擅自灭国，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实际利益，而且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巨大的天下声望。如此效应，天下诸侯的反应可想而知。
周平王三十二年，王族诸侯晋国发生严重的政变内乱。周王室没有任何应对举措。
周平王四十二年，宋宣公违背立嫡制度，传位给自己兄弟。周王室不见声息。
周平王四十七年，晋国再度发生政变，晋孝侯被杀，晋国大乱。周王室依然保持了沉默。
周室东迁洛阳，周平王是第一任天子，在位51年后死去了。
在这51年里，面对诸侯“擅自征伐”与诸侯国大夫们发动的多次政变，周王室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国家权力行为。《春秋》和《左传》的记事，都是从周平王四十九年，即公元前72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此前由王室国史官员记载史实的49年里，严重违背周礼的政治事变频频发生，中央王室始终保持沉默。于是，从《春秋》、《左传》的记事开始，也就是从周平王死前两年开始，诸侯之间相互攻伐，政变内乱接踵而来，频率越来越高。从郑、卫、陈、蔡、宋、鲁等中原诸侯群相互攻伐开始，天下进入了真正的动荡时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只要国家最高权力处于实质上的真空状态，就必然导致剧烈的政治争夺，进而弥漫为全社会的大争夺。这种争夺，以混乱无序的方式开始，在整个社会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又历经长时期的社会利益整合之后，才能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
周平王时期，王权对社会的调控全面失效，国家最高权力已经在实质上处于了真空状态，处于了无主“财产”的境地。其结果，必然是“一兔走而众人逐之”，混乱与争夺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历史的谜团是：东周第一任天子周平王，为何对诸侯乱象始终沉默？
周平王在位半个世纪，对天下格局几乎是完全地放任自流。最看重王权作为的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对周平王作为的记载，留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历史天窗——无事可记的空白。这种被动，这种放任，一方面诱发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在整个春秋时期，民众对上天的种种诅咒，见诸《诗经》者比比皆是。实际上，这正是社会对王权无能的强烈不满。
在中国文明史上，东周中央王室的自动沦陷，是空前绝后的个例。面对公然蔑视最高权力的社会乱局，中央王权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这种现象，无论在此前时代，还是在其后时代，都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在这一时段，在周代社会的转折时期，独一无二地发生了。论最高领袖人物，周代国王的整体素质是相当均衡的，真正白痴低能的天子，周代几乎没有一个。即或是周厉王、周幽王那样被后世指斥的天子，甚或一直到战国最后一个周天子——在周室灭亡的时刻做了王权殉葬者的周赧王，其个人素质与政治品格，也远远高过后世任何一个亡国之君。东周的开国天子周平王，更是曾经悍然引进戎狄势力，敢于发动大规模政变战争的人物，其资质绝非寻常国君可比。
由此，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使东周王权生生忍受日渐衰亡而不能有所作为的真实原因，绝不是国王个人的软弱。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无度的政治退让呢？
3.周王权沦落的历史奥秘
王权沦落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只能隐藏在周人族群的价值观念体系中。
周人，是一个发端于纯正农耕经济的族群。稳健、持重、精细、求实，具有恭顺的秩序感，同时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道德良知。这是周人的族群秉性。历史证明，在一定的高度上获得成功后，这种纯正的农耕族群，很容易趋于保守。他们习惯于恪守既定的历史传统，习惯于消极守成，不善于继续创新。这种族群秉性，是周人一切国家行为最深刻的精神根基。灭商之初，周人将殷商时代遗留的文明遗产，进行了最为精细化的全面改造，创造出了一种全面覆盖社会活动的礼治体系，确立了与夏商两代迥然不同的周代礼治文明。这一功绩，充分体现了农耕族群善于在发端阶段拓荒创造的特有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