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1 / 1）

同时，商王国与诸侯的关系，也已经比夏代紧密了许多，诸侯的自治权力却已经相对缩小，而商王对天下的控制权则相对稳定了许多。因为，商代六百余年，除了中后期出现的诸侯叛乱，没有发生过夏代中期那样的大族“诸侯”直接取代夏王的巨大政变。

相比夏王国，商代初期的政权体制，是一种成熟的邦联制国家体制。

盘庚迁殷后，殷商王权对诸侯的控制权有了更大发展。到殷商后期，商王对诸侯的分封与有效控制，已经基本具备了成熟国家形态的全部特征。尽管，商王国对诸侯国君的传承、兵力设置、重要官员任免、赋税缴纳等，还都没有后来周代那样的严格规范，诸侯国的自治权还相当大。但是，从总体上说，商代王权与诸侯的关系，已经很接近后来的周代状态了。也就是说，一种松散的邦联国家联盟体，已经基本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迈进到紧密邦联制时代了。否则，最后的商王纣，不可能大举讨伐东夷，并有效限制周人的发展，以至囚禁周文王。

7.商汤王国创建的早期法制体系

国家文明形态的基本面，是当时社会的法治状况。

《荀子·正名》云：“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原本是“汤刑”法条。凡此等等都说明，商汤立国后创建了相对完整的律法，其影响一直流传至战国时代。

历史的事实表明，成汤建立的商政权，开创了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相对稳定、成熟的成文法体系。也就是说，商代的法制第一次以“册典”的形式明确下来了。尽管这些法律“册典”还只保存在官府，而不向民众公开。但是，相比于夏代尚带有浓厚不成文习惯法痕迹的粗简法律——《禹刑》，无疑是远古法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

中国早期国家时代的法律，叫做“刑”。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所以叫做“刑”，其实质含义，不是法律只有刑罚，而是强调法律的主要职能在于以强制性的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因为，当时不可能达到以法律形式全面规范社会生活的程度。当时的社会，对于经济行为、民事行为中的违法者，也是以刑罚处置的。在夏商周三代，还没有罚款与赔偿的经济处罚史实。譬如“弃灰于道”，原本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可却要以砍手的刑罚治罪。也就是说，这时的“刑”，本身就是“法”的意思，“刑”是“法”的形式称谓而已。故此，成汤灭夏后创建的法律，叫做“汤刑”。

商代之法，开创了后世成文法的先河，为后来的西周、春秋、战国所仿效。

荀子曾说：“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这句话实际是说，后来的国家制定律法，大体都沿用了商代刑罚的名称。《韩非子》也曾举例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商代法律是很严厉的，也是相对细致的。后世的商鞅变法，也有“弃灰于道者，刑”的法条。这说明，商鞅立法的诸多根源，同样在于商代的“汤刑”。

8.殷商时代社会精神的奔放与厚重

殷商时代的历史魅力，表现在社会精神的奔放开阔与宏大厚重上。

（1）殷商时代远远浓烈于古罗马的奔放酒风

在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农、井、麦、黍、粟、禾、米、桑、年等字，也有了酒（酉）字。这表明，当时的粮食产量已经相当丰厚，可以大量造酒了。殷商的《尚书》有《酒诰》篇，其载酒风云：“庶群自酒，腥闻自上。”《尚书·微子》又云：“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韩非子·说林上》记载：“纣为长夜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诗经·大雅·荡》云：“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靡明靡晦……俾昼作夜。”凡此等等记载，都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殷商时代的饮酒之风非常浓烈，非常普遍。

商代的奢靡酒风，是商文明的一个风格标志。

盘庚迁殷之后的将近三百年，商人的综合经济得到了更为均衡的充分发展。农耕发达，畜牧发达，商贸发达，渔猎发达，手工业发达，产品空前丰富，可供交换的剩余物品大大增加。因此，商代后期三百年，出现了早期国家第一次社会性的奢靡之风。这种奢靡之风打在历史上的印记，是许许多多关于商人酒风之盛的记载。

商人的酒风之盛，是全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商王室与少数贵族的奢靡。所谓“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所谓“沉酗于酒”，所谓“俾昼作夜”，所谓“长夜之饮”，都是商人浓烈的酒风弥漫于市井宫室的历史印记。惟其如此，后来的周人政权与殷商遗民，才都将酒风弥漫看做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

（2）殷商时代的人才之盛

殷商时代的著名国王有：成汤、太甲、沃丁、太戊、盘庚、武丁。殷商时代的大政治家有：伊尹、傅说、伊陟、巫贤、祖已、商容、微子、比干、箕子等。《尚书·多士》记载：“遗殷多士！……俊民甸四方。”《尚书·酒诰》记载：“庶邦庶士。”凡此等等皆说明，相比于夏，殷商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从大政治家出现的频率看，商代不仅仅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夏代，而且远远超过了后来的西周时期，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第一个人才高峰期。从平民人才看，更是如此。出身庶民的庶士，在商代已经很多了。这是商代文明的综合发展成就在人口终端的最重大产出。

后来的周公曾经诚恳地说，“尔殷遗多士……肆尔多士……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周公的意思是说，你们殷商的人才多啊，成汤灭夏，以杰出人才治理四方“。

殷商时代的“庶士”，是庶民社会中能事之人的称谓。后来的春秋时期，这种“庶士”发展为最具活力的一个社会阶层，对中国原生文明的历史跨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庶士”的活跃与滋生，在殷商时期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土壤与历史传统，对后来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破土而出，起到了精神引领的作用。

（3）殷商青铜器的宏大厚重神韵

大型铸造所产出的青铜器，是殷商时代对中国文明史打上的又一个深重印迹。

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与中国文明史一个极其重要的坐标时期。自夏王国开始，早期青铜铸造便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大禹治水之后铸造的九座大鼎，刻有各州的土地等级与贡赋数量，足见其精美宏大。应该说，九鼎在殷商时代还是存在的，它们与殷商时代的青铜铸造品一起，构成了青铜时代最宏阔厚重的历史标识。

所谓青铜，是与早期红铜相对的一种金属锻铸品的称谓。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熔点低，硬度高，制造出的器物远较红铜精美宏大。所以，后人将它看做是中国早期国家社会的生产力标志。

在世界文明史上，通常将公元前四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称为青铜时代。

商代青铜器，宏大，简约，具有极高的美感，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不朽的标记。

公元前11世纪的某一年，殷商政权灭亡了。

商王国的权力传承，古代史学家说法不一：一说“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一说“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

这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原生文明史上独具一格，在我们的文明基因中留下了诸多不朽的精神因子。我们的商战传统，我们的文字结构，我们的兼容理念，我们的工艺传统，我们自由奔放的开拓精神，都处处渗透着商文明激情澎湃的热血。如果我们的历史缺失了这个自由奔放而又开阔厚重的时代，我们在后来很可能会被精密的单一农耕文明所窒息，春秋的社会松动与战国的文明爆炸，很可能也没有机会出现。

商文明的独特神韵，在于它以先天的商旅精神，同时包容了渔猎、畜牧、农耕、手工业等多种经济活动方式的并存，构成了大商文明的风华特质。因此，后来的古典社会无论多么抑商，我们民族的古典工商业活动，也始终都没有丧失最起码的生存活力。

应该说，这是殷商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最为伟大而顽强的文明基因。

西周：礼治社会——精密的联邦制国家

冲击商殷文明的，是另一个农耕族群——周人。

周是三代早期国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时代，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1.周人的早期农耕生存史

周人族群的先祖，本名叫作弃。后稷，是建功立业后获得的名号。

后稷的出生养成，如同成汤一样，有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美丽神话。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近古时代，某首领一个叫做姜原的女儿漫游在山谷草地，突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足迹形深坑。姜原心喜，踏进了巨大的脚印坑。后来，姜原便生下了一个大婴儿。姜原将婴儿丢弃在简陋宫外的小巷里，牛马见而避之；姜原又将婴儿丢进了水渠冰面，一群飞鸟飞来覆盖。姜原大为惊讶，对天叩拜，抱回了婴儿，并给这个上天不弃的婴儿取了一个相反的名字——弃。

从实际情形来说，周人是一个生成于久远时期的特大族群。《史记·周本纪》云：“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国语·周语下》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