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1 / 1）
看来有些矛盾，现在韦伯斯特不大愿意回答有关他在中央情报局局长任
期内的问题，当他还在情报局工作时，他倒是很愿意谈的。他似乎很欣赏他
作为一名有作者亲笔签名的书籍收藏家的隐退生活。在华盛顿的社交圈子里
也不大经常见到他了。韦伯斯特对他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局局长所度过
的岁月不怀任何恶感。这位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继续支持作为总统的布什和作
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罗伯特·盖茨。
韦伯斯特承担了一份新工作，是华盛顿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
人。上午，有时他可以被认出来，手里拿着公事皮包，像个默默无名的人沿
着K 街走着去上班。可是，他的好朋友们说，这位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的前间
谍头子难于使自己适应他的新工作。他已经将近二十年不当开业律师了。
罗伯特·盖茨有不同的问题。他的任命所激发的仇恨和积怨，在他宣誓
就职第十五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盖茨向反对他的任命的那
些人保证，不会为他们过去的行动而反过来责备他们，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处
理那场论战。他走进中央情报局，每到之处他都表现出一种文静的胜任的态
度，在他的正常的冷淡的职业性的举止上洒下了一层新发现的同志间友谊和
忠诚的意识。
变化是存在的。在标志着他的批准的那场造成不和的辩论之后，盖茨决
定减弱情报局的公众形象。例如，公共关系办公室不像它当年在韦伯斯特领
导下那样乐于和记者们合作了，尽管盖茨公开允诺过兰利的高级官员们可以
公开对外。盖茨也注意弄确实，把那些标志着中央情报局许多看法的防止误
解的说明从他的公开讲话中删去。
盖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刚两个月，他就指派了几个内部的工作组去研
究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和作用。他经常把他们的进展情况通
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他还证实了情报局企图为一系列新问题扩大它的情报
范围：核扩散，恐怖主义，反毒品，前苏联出现的诸多共和国的组成。
盖茨的稳定的手只颤抖过一、二次。例如，他被批准后不久，有一次在
国会露面，这位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断然否定了那种认为1990 年8 月情报局
曾经预报过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的看法。在兰利内部，人们普遍地把盖茨
的讲话看作是第一个信号：他被批准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并没有改变他以往的
习惯；只要他在场，就不能听任人们挖出中央情报局最骄做的时刻而使布什
总统难堪。在他的任命以后4 个月，一项长期等待的关于情报报告政治化问
题的调查研究作了结论；认为问题不是“普遍的”，而且“主要是由于人们
掌握的分寸不当而造成的······”。调查这个问题是盖茨的命令，负责执行的
是前情报部主任爱德华·普罗克特。苏联分析室内部的许多不满的分析工作
人员们对文件的结论不予考虑，认为它太“谨小慎微”了。一位中层的近东
分析人员开玩笑说，普罗克特的结论证明，情报局的客观性的时代是永远地
过去了；他说，甚至普罗克特的报告读起来也像是出自盖茨的手笔。
但是，有些事确实是变化了的。1991 年底，副局长克尔退休了。他的密
友们说，他很高兴离去，并且为他已经达到的成功感到欣喜。他们说，他从
来没有期望能当上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他怀着一种几乎隐藏不住的惊奇之
感看待他在情报局的官僚机构内部的不断提升。
托马斯·特威腾仍然是行动部副主任，但是，行动部内部的紧密结合的
中央情报局全体高级官员不相信那种情况会继续很久。特威腾仍然被中层行
动官员们用怀疑的眼光看作是一个比官僚还官僚的人。他们也相信，盖茨终
于会选择一个他更中意的新的行动部副主任。
在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批准听证会上出面支持盖茨之后，查尔斯·艾伦回
到中央情报局他的办公桌前，继续担任他的预警国家情报官的职务。但是，
正如特威腾似的，没有人相信他会一直留任到盖茨任职期满。甚至把他看作
一个有原则的人的他的最亲密的副手，也为他支持盖茨的任命而批评他。当
有人告知艾伦将被迫退休时，一位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在情报局总部表达
了许多人的意见。他狠狠他说：“如果那是真的，那才是完全应该得到的下
场。”
理查德·斯托尔茨自从退休以后，非常注意保卫他的隐居生活。他一贯
拒绝新闻界的访问，作为最守口如瓶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之一，他显然对这
种生活很满足。
德韦·克拉里奇和克莱尔·乔治在他们自己在伊朗门丑闻中所负的责任
方面，继续他们的漫长和悬而不决的法庭战斗。两个人始终不为他们的麻烦
所屈。到1992 年早期，许多退休的情报界官员把他们视为牺牲者，开始募捐
来支持他们的法律辩护。
情报局本身与它4 年前的模佯相比，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机构。经常性
危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世界充满了一个毫不妥协的敌人的代理
人，敌人的被宣称的目的就是自由世界的毁灭。中央情报局——曾经是世界
上最强大和隐密的机构之一——现在是一个缩小了很多的官僚机构；它在美
国人民眼中的神话式的神秘外衣，正在慢慢地和最后地被剥光。
作者的话
这本书是三年研究和写作的成果。在那段时间里，我曾经采访过大量的
美国政府官员。在一些事例中，我进行了多重的访问。在几个重要的例子里，
我曾经把这本书中的叙述向前政府官员们核对过，以便弄清楚我准确地反映
了他们的话。这本书在出版以前未经中央情报局现职官员或其他中央情报局
官员审阅。
几位同意为本书提供材料的中央情报局现职官员，只有在不提他们姓名
的条件下才肯这样做。甚至一些特别了解关键性的大小事件的退休官员们，
也不允许我指出他们的姓名。在这本书里，我尽我所能地给读者一个关于提
供消息者以往或当前身分的清楚概念，而不泄露他的或她的姓名，在某些少
量的事例中，我采用了会议上的对话。在每一件事例中，对话均经过与会者
们核实或由了解信息并处于知道人们说些什么的地位的第三方面加以证实。
毫无疑问，简直没有办法非常确切他说出在每一个例子中发生了些什么
事情。记忆是有错误的；场景会谈化；每个人的个人认识都带有信念的色彩。
就那些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或和中央情报局一道工作过的人来说，这的确是真
的。因此，每个作者要非常谨慎小心地对待别人的认识，这是义不容辞的。
在这里我就试图这样做。
保守机密的要求给一个作者加上了巨大的负担——当主题像这本书的主
题一样敏感时，负担就更重了。因此，当我采用的材料来自“幕后”——意
思是那位提供消息者只是在有了不提他的或她的姓名的谅解之后才给我信息
——进行的采访时，我只采用能被其他主要信息来源证实的材料，或根据机
密文件，或根据别的提到姓名的官员们提供的材料。
简单的真相就是，不答应保守机密就几乎不可能得到关于这个主题的信
息。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非常幸运地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内部一位提供消
息者那里（和另一名记者一道）得到接近大量机密材料的机会。
可是，要知道什么可以透露和什么不能泄露，这并非不可能的——什么
是一个真正的秘密，什么不是。我接触了敏感的政府文件，反而比我没接触
时给了我更多的对这个困难问题的洞察力。中央情报局有充分的理由保守秘
密；帮助这个国家的外国国民的生命就依靠他们保守秘密的能力。但是，我
发现中央情报局许多其他不公之于众的秘密，是由于情报局官员们怕受到为
难，或由于公布这样的秘密会给国会或白宫里的情报局保护人造成政治上的
伤害。因此，关于披露什么不披露什么的盘算就不像我原来想的那样折磨人
了。
我相信，冷战的结束将导致成千上万的关于以往40 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文
件解密。那是应该的。消息灵通的和受过教育的全体老百姓是民主的栋梁。
但是，美国情报界真正的秘密——那些向美国政府提供关键性的重要信息的
外国国民的姓名——必须永远保持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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