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1 / 1）
在以后的两年里，我最不想过的节日就是六一儿童节。
那天下午，徐老师带着学校新来的实习音乐老师冯老师走进教室：“今年六一儿童节，咱们班的节目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大家都有机会上台来展示自己，因为我们班要来一个大合唱。学习一首新歌《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
徐老师刚说完，我们就开始交头接耳，但大家脸上洋溢的更多的还是高兴。有的人终于可以上台展示自己了，况且全班同学都上台的话也不会紧张。
可我没想到，接下来冯老师要做的不是教我们唱《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而是挑人站队。她让我们大家都站在座位上。我有些纳闷，心中暗想：“不是说全班同学都上台的么，怎么还要再选拔？”
我也算登过三年舞台的老手，看着后排的同学一个个走到讲台前，我还是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千万别落下我啊，我一遍一遍的默念。终于冯老师不再挑人，而是在讲台前排起位置来。
我忍不住回头望去，孙超正咧着嘴笑着。班里三十多个人，最后剩下的也就八个，而我和孙超就是这“八大家”中的两员。
和语文课代表那次不同，这次我败的一塌糊涂，这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窝火。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呈英豪 端起了长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 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
冯老师破天荒的教起了二重唱，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歌还可以这么唱。只是这节课我心里难过极了，一点儿也提不起兴趣，甚至影响到了后面的两节课。
放学后，我没有和刘彩萍、崔丽丽一起回家，趴在桌子上越想越难受，开始叭叭的掉起眼泪来。
“高姝雅，你怎么还不走？”张远敲打着我的桌子。
我看了看他，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的揉搓眼睛。张远看着我皱着眉问：“不会是因为大合唱的事吧？多大点儿事，我都不想上去唱。一大堆人，呼呼啦啦的有什么意思！”
他越这样说，我越来气，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我说：“凭什么不让我上去啊？我又不是唱不好！”
张远摆摆手：“那和唱的好不好没有关系，那么多人，光张嘴不唱也没人知道。”
我问他：“那你说是为什么啊？”
张远笑着说：“因为你长的太矮了，站在队伍里面影响队形。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你胖。哈哈，小胖子！”
他说第一句，我还有些接受现实，可他说的第二句我则是一万个接受不了。我不想别人说我胖，而且他还给我起了个外号。
我有些生气，瞪着他：“你……王二小……不是……张二小！”
“那你就是二胖子”张远背起书包向外面跑去。
“张二小”我在教室里大声喊着。
小学前三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每年都能在台上跳舞，也没人说我矮说我胖，可是到了完小怎么就变了呢？
后来我总算想明白了原因。小学我们班也就十几个人，女生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就应了那句老话“瘸子里面拔将军”。到了完小，我们不再是坐井观天。学习好，长的高的同学有的是，所以我才会落选。后来的升入初中、高中、大学哪一次飞跃不是在证明这一点。
也是从这次事件，我第一次开始了正视自己的个头和外貌。不是因为别的，最起码我不能再让别人叫我二胖子。
事实也证明了人多力量大未必就能取得好的成绩，我们班的大合唱虽然给了大部分人登台亮相的机会，可是却让人觉得也只是唱歌，没有什么新意。得到的评价并不好，这个结果也让我心里也稍微平衡了一下。
完小的第一个暑假前，老师公布了期末考试的成绩。这一次第一又是张远，我和刘彩萍则交换了一下位置，我考了第二，她考了第三，曲振兴依旧是千年老四！
我们又一次在学校下发的《安全责任状》上签字，徐老师又让我们自己手写一份《暑假安全公约》。因为之前的经验，我们的暑假安全公约和寒假安全公约几乎是同出一辙。只是不到水库、塘坝等危险的地方滑冰变成了不到水库、塘坝等危险的地方洗澡。
而当我们漫不经心、千篇一律应付性的写下这写安全公约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其实危险就在不经意间。
那年暑假，我迷上了洗衣服，几乎每天我都端着脸盆和刘晶晶一起去河边洗衣服，家里能洗的衣服我都洗了个遍。
与其说是喜欢洗衣服，不如说是喜欢村里的那条清澈见底、波光粼粼的小河，洗完衣服后我们会用罐头瓶子抓一些小蝌蚪回去养着，甚至能将蝌蚪养的长出腿来。如今村里的小河早已干涸，那种涓涓流淌的景象也只能存在我童年的回忆里。
偶尔在河边，也会碰到李大伟他们抓鱼，他们抓到最多的就是泥鳅。边抓鱼边喊着顺口溜：“鱼噶鱼，虾噶虾，泥鳅噶个沙里爬。”
“这里也没什么大鱼，我们去龙王庙水库吧！”李大伟对另一个同学喊着。
“《安全责任状》里说不让去水库！”我站起来劝李大伟。
“没事，我们都会游泳的。前几天我还在那边看见徐刚了呢，他也会游泳！安全公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过，你不准和徐老师说啊！”说完，他们一溜烟的跑开了。
李大伟所谓的游泳，也不过就是狗刨。龙王庙的水库的确很大，有一瞬间，我萌生出将洗衣阵地转移的想法，但最后我还是忍住了。
作者有话要说：
☆、董存瑞
暑假后，我升入了五年级，新学期开学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徐老师不再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而是换成了李老师。
李老师我再熟悉不过了，有五十多岁，是我们村的人，从辈分上讲我还应该叫他大姑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学校的教导主任。而学校之所以给我们班换老师，理由竟然是我们班的风气不正。
徐老师向我们做“告别陈词”时，有些激动，我也不禁被她情绪所感染，难过起来。
可当她声泪俱下的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时，我们都无法相信，那就是徐刚在暑假里到龙王庙水库游泳时溺水而亡。
我转过头去，才发现窗边的那个位子已经是空空荡荡，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一个小男孩第一时间给我们报信大喊：“老师来了！”
而我对徐刚的记忆，也永远的停留在了一九九五年的夏天，那一年，他十二岁！
童年的记忆里，我对于死亡并没有多少的恐惧，因为那个时候我并不会真正理解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更不会理解后来看过的弘一大师给日本妻子的信中“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要来到。”这句话的真谛！
徐刚的事也很快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直到许多年以后，电视上每每播放暑期孩子溺水的事故，我才会想起曾经在西庄完小有个叫做徐刚的男孩！
我们的悲伤情绪也很快被这个学期开始实施的“双休日”的喜悦所替代。
一九九五年五一以后，根据国家政策，实行双休制。我们的周末休息日发生了改变。而这个学期同样发生改变的还有男生和女生之间的相处方式！
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也或许是经过一年的相处大家都熟悉起来。渐渐地班里的男生和女生也不再那么“爱憎分明”，大家也常常进行愉快的聊天。
我们讨论的范围也不仅限于电视剧情节，甚至会谈到一些新闻和热点。
“哎，高姝雅，你最近看电视了吗？”曲振兴用圆珠笔头戳了戳我的后背。
我转过头去问他：“看什么电视？《梅花烙》吗？”
“不是，是《中华之剑》，关于艾滋病的，电视里天天演。”曲振兴有些担忧的说。
我也愁了起来：“我也看了一点，是挺可怕的！电视上说得这个病就得死，而且会越来越多。你说怎么办？”
曲振兴用手抵住脑袋，叹了口气：“不行，就得跑！”
“跑去哪儿？”我问他。
曲振兴灵光一现说：“到东北的大森林里，藏起来。”
我说：“到时候再说吧，不是还没传到咱这边么。”
曲振兴点点头，又说：“不过我听说，最近往你们村走的东边那条道可不大好，有坏蛋藏在苞米地里，专门抽小孩的血，能把人抽死。”
“啊？”我脸色有些苍白，心中暗想：“不行，必须要想个办法，下课以后，要立即和刘彩萍他们商量一下。”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是傻的有些可爱，居然会认为艾滋病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更悲催的是家长从来不解释，学校也不会进行两性教育。谁要是提到青春期发育的事，一定会被冠上“不正经”的帽子。
放学后，我和刘彩萍、崔丽丽拎起书包便冲出教室，我们没有像平时一样做完作业再回家，就是因为学校东边那条通往我们村子小道两旁的玉米地。
走着走着，我发现张远推着那辆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大金鹿”跟在我们后边。在羡慕他可以骑车的同时，我忍不住回头问他：“张远，你怎么推着车走，不骑着啊？”
张远回答：“听说这几天道边的苞米地里有抓小孩抽血的坏蛋，要是碰上了，我把他们引开，你们就跑！”
我和刘彩萍、崔丽丽一听咧开了嘴，提心吊胆的心终于可以放了下来，而张远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也高大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