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1 / 1）
最让我骄傲的就是那篇《葡萄沟》，我看了不到三遍，就全背了上来。
“就由张远担任吧！”徐老师的话音刚完，已将我的热情全部浇灭。
我也终于理解刚才曲振兴的不屑和绝望。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就是我们当时的心情写照。
徐老师接着说：“张远同学不仅语文成绩好，而且字写的也很漂亮，办公室的其他老师都说这不像四年级学生写的，甚至比六年级的学生写字都好。都说字如其人，字一定要写好。所以大家以后要多像张远同学学习！”
后面的安排我便再没有用心去听，我莫名其妙的成了数学课代表，不是不喜欢数学，而是嫉妒心在作怪。因为从那一刻，我知道了张远以后就是徐老师手下的红人，也是我从此的竞争对手。
或许是因为语文课代表的落选，我的内心很是失落。但我也却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语文，把属于我的荣耀抢夺回来。”
上小学时，特别流行包书皮，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旧挂历翻过来包成书皮，空白的一面露在外面便于在上面写上自己的班级和名字。
但四年级开始我却不再包书皮，一方面是因为我比较懒惰，另一方面，前三年的小学经验告诉我，即便是包了书皮，到学期末大家的课本基本都是一样的遭遇，书皮保护的比较新，里面则是惨不忍睹。
而就是因为没包书皮，我才会注意到第七册语文课本封皮上的图案——几个小男孩欢快的踢着足球。
但我并不知道，那一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足球年。
美国世界杯的举行，中国足球开始了职业化改革，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甲A联赛”。
后来张远告诉我，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喜欢上了足球，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四年级的第一堂语文课《绿色的办公室》我至今记忆犹新。
“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有好几个月，列宁化装成割草工人，隐蔽在圣彼得堡西北的拉兹里夫湖畔。”徐老师开始从头给我们朗读起课文来。
绿色的办公室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完全没有想象力。
列宁又是谁？和赖宁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化装成割草工人？圣彼得堡又是什么？我一头雾水的听着徐老师的朗读。
“孙超！”徐老师停止了朗读，突然点名叫着孙超。
我下意识的回头望去，孙超抓着脑袋站了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很好奇！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个头矮小，所以我的位子一直在第一排，每次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一无所知。
“你刚才在干什么？”徐老师严肃的问。
“没干什么，在听老师讲课文。”孙超笑嘻嘻的回答。
徐老师扶了扶眼镜，瞅着孙超：“那你说我刚才讲的是什么？谁化装成割草工人？”
孙超想要去翻课本，徐老师厉声说：“不准翻书。”
孙超吓的身体一颤，突然他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很是自信的大声喊：“赖宁！”
教室里顷刻爆发了，大家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此刻，我确定对于列宁迷茫的不止我一个人，分不清列宁和赖宁的也不止我一个人。
徐老师很生气，左手掐起腰，深吸一口气。但她并没有骂孙超，也没有打他，而是继续为我们朗读课文。
孙超就那样站着，直到下课。
“铛——铛——铛”的手动打铃声响起，终于到了课间休息的时间。之所以是手动的铃声，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校还没有出现电铃，这也直接导致了我们上下课对于时间的把握的不精确性！
课间十分钟，我的活动并不丰富。其中的一个活动就是上厕所，厕所在离教室很远的地方，需要绕过一个在当时看来很大的操场，一个来回基本也就到下一节课。
而另一个活动就去逛学校里唯一的小商店。商店不大，但每次下课后里面都是爆满！我们争先恐后的买着“糖瓜”、“皮筋糖”、“无花果”、“带小勺子的酸梅粉”还有“小榨菜”。
不就着馒头，干吃榨菜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可是令我恼火的是每次好不容易排上队，买完回来还没开始吃，上课铃声便随之响起。
与前两者相比，最能称之为课间活动的就是丢沙包和跳皮筋。尤其是跳皮筋，虽然那时候我的个子不高，也微微发胖，但我每次都能跳到最高的级别，或许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弹跳力。
在许多年以后，每每看到NBA中“土豆”内特.罗宾逊我都会回想起自己完小时跳皮筋的辉煌战绩。
但孙超罚站那天的课间活动，我哪里都没去，坐在位子上看着讲台发呆，在我的位置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讲台前发生的不同故事。
“刚才你为什么告诉我，是赖宁？”孙超搂着张远脖子在讲台前面的空地嬉皮笑脸的问。看来站了一节课并没有伤害到孙超的自尊。
“我没说赖宁，我说的是列宁，是你连环画看多了吧！”张远掰开他的胳膊。
“刚才你在干什么？徐老师为什么点你的名？”张远问他。
“我在抄歌词，《飞燕惊龙》的歌词，从一班李晓军借的歌本，我和他一个村，我跟你说他的歌词本里面的歌可多了。”
我一下子开始羡慕起孙超来，因为我的歌本上只有寥寥的几首，而那个时候武侠电视剧的歌曲可是风靡全校。83版的《射雕英雄传》、《蝉翼传奇》、《金剑雕翎》的主题曲我都会哼上几句，更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拥有绝世的武功。
但是我不可能去和孙超借歌词本，因为那个时候男生和女生之间基本上不会说太多的话，如果多说几句，那样会让别人当笑话看，尤其是同桌。
我和李大伟就是这样，我们之间不成文的规定，对方的胳膊绝对不能越过学哥、学姐们留下的“三八线”，一旦越过，轻了是顶胳膊，重了那就要互相掐架。
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是正常的同学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班里的男生，更不愿意和他们说话。以至于上了四年级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和张远说过一句话。
作者有话要说：
☆、放秋假
小学的前三年是在村子里上学，所以放学后走几步就回家了。但是在西庄完小上学则不同，放学后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回家，自然而然的我们几个女生开始了结伴回家。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更确切的说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只不过我们不是唱戏，而是看戏后进行评戏，评论最近观看的电视剧里的情节。
我和刘彩萍、崔丽丽也组成了西庄完小四年级（二）班的“三人小组”。
刘彩萍一直是老师面前的好学生，又是班长，而且从小我就觉得她长的很漂亮。
崔丽丽是我的邻居，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一起玩。她的学习说不上太好，也不算坏，中等偏上的水平。
但这并不能表明她一直是这样！后来我周围的许多例子都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小学时学习一般的同学，将来未必不是天才。就是这样的人在日后往往最能爆发出潜能，出人意料。崔丽丽就是我们这一级西庄完小日后唯一的一个进入北京大学的学生。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迎来四年级的第一个秋假。所谓的秋假应该是那个时候农村的学校特有的假期。秋收农忙时节，学校会放两个周的假期，一方面学生可以在家里和家长一起收花生、收玉米。另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民办教师比较多，老师也可以回家忙农活。
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上半年的麦假，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的长假不是寒暑假两个，而是暑假、寒假、秋假、麦假四个长假！
这个秋假我除了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书面作业外，还有体力作业，那就是以“揽花生”为代表的勤工俭学。
“揽花生”就是在别人家收完花生的地里，将落在泥土里的花生用小筢子扒出来，然后收进自己的小筐里，“揽入囊中”。
但我特别不喜欢这个作业，因为每次和崔丽丽、刘晶晶一起到地里去“揽花生”时我都是倒数第一。
那天午饭后，我们又一次来到被大人们称之为“红毛顶”的地方。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至今都不知道。
还没揽上几个花生，我便出现了烦躁的情绪，开始了抠泥玩。抠着抠着，抠出一堆小蚂蚁，它们正来来回回、忙忙碌碌的搬运着。看着渺小的蚂蚁，突然觉得自己高大起来，同时也嘲笑着他们思维的单一。
抬起头的时候，崔丽丽和刘晶晶已经在另一块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碌。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儿耍丢了牛，放牛的孩子王二小……”不远处传来一阵歌声，我循声望去，看见我的同班同学张远坐在对面的山坡上牵着一头吃草的老黄牛。
我感到很奇怪，他不是我们村的人，怎么会在我们村放牛？而且他一直反复的唱着音乐课上学过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的第一段。
虽是农忙时节，但午后的大山里干活的人却不是很多，很重要的原因是花生收完后，大伙儿都在家里忙着打花生。这样的场景见到熟人，更何况是同学我有些兴奋，跑了过去，心中暗想：“反正也找不到花生，索性就过去玩会儿得了。”
跑到张远旁边，我停了下来。“高姝雅？你自己一个人来揽花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