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1 / 1）

少女时代的她可以不言婚嫁；现实中，她则纠缠于婚姻不能自拔。让孟丽君吐血而死成为男权社会的又一牺牲品非她所愿；但让她抛弃婚姻，与女性生活彻底决裂则需极大的勇气，也充满着艰辛，并且似乎已成为不现实。她不忍下笔，也不能下笔。《再生缘》是一个天真少妇构造的一个女性乌托邦，但她竟无法持续自己的梦。当一个人、一个群体在梦中都无法自由时……我不能言语。而狗尾续貂的总是不少，侯芝的《金闺杰》将《再生缘》改得面目可憎，梁楚生则想当然地让孟丽君风风光光地做正王妃、继皇女。她们全然不领会天才的陈端生，硬生生给一个无法持续的梦罩上一块红盖头，也不管那新娘早已是痛不欲生了。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结局是附和传统的，也迎合看惯了大团圆结局的老百姓的期待。所以由梁楚生后续的二十回本的《再生缘》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各种戏曲毫无例外地沿用了她的格式。这才是主流，这才是正统。1995年为了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而特制的电视剧黄梅戏《孟丽君》，同样沿用了大团圆的结局。那首片尾曲我至今难忘：“……等待，是无尽的天涯路；等待，就是爱”，极尽凄婉地宣扬女性生命价值的被动性，完全背离了原著精神，是对其精神实质的背叛和嘲讽。不管改编者是否真正意识到，她总归是屈就了大众的欣赏口味，屈就了传统的审美观念。在1769年，一个18岁的封建贵族小姐已发出了女性解放的第一声呐喊，因着周围铁桶似的环境，她被淹没了；而在女性主义已被相当一部分现代人所理解和传扬的今天，新一代的改编者却在传统的秩序前止步了。这使我感到一种女性意识的沉重与悲哀：男女地位的形成是一种社会的形成，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它拥有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体制与社会观念的庇护，其沉淀之深厚决非一般。所以，即便只是改变一个小小的结局，竟也是万难。

然而可喜的是，这个问题毕竟已经浮出历史的地表，虽然我们并不能把握茫茫前途。陈寅恪先生首先把《再生缘》从失语的女性弹词文学中挖掘出来是值得感谢的。他和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奠定了《再生缘》在文学史中的应有地位。弹词文学作为明清讲唱文学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民间特别是江浙一带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然而，首先因它是俗文学而被忽视；其次，又因它为女性文学而倍受歧视，特别是后者。男性出于一种无意识的戒备和敌意，表现出对女性文学的一种本能的漠视。然而遗憾的是，一些女性理论本身，同样表现出漠视自己，苛求自己的一面；针对同一篇论文，她们会因作者性别的不同而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注：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84页。)这是缺乏生活底色的纯粹理论的可悲。女性的解放，说到底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当我们放弃了以现实生活为底色的表演理论——影视，而只靠少数女性主义领袖的抽象论文和著作，周旋于知识分子中间而漠视社会的主流意识，陈端生的那个梦想将永远只能在企盼中停驻于“再生”的希望。因而《再生缘》能够横空出世，实乃万幸。

陈寅恪先生对《再生缘》的推崇主要发自他对民主精神的向往：“《再生缘》一书，在弹词文学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注：陈寅恪《论〈再生缘〉》，载《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0月出版。)而郭沫若先生对《再生缘》的青睐则更多地带有一种反封建的眼光：“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注：郭沫若《〈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载《光明日报》1961年5月4日。)他们不是女权主义者，没有从女性这一角度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但他们的评论无疑促进了人们对《再生缘》的认识。这种现象或许也说明了女性的独立是与民主政治紧密相关的，女性的自由离不开人类的进步。

五、权势的侵蚀

或许陈端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尝到权势甜头的孟丽君已悄然地完成了她的蜕变。文本是作者构造的，但又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陈端生只想着为实现女性的梦而给孟丽君以足够的权力，可以说权势是孟丽君实现独立的强有力的工具。然而，陈端生从来没有想到过权势会腐蚀我们的女主人公，就象18、19世纪的人们不会怀疑理性和科学一样。但文本中孟丽君还是偷偷地变了，并且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种异化，从她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权势，她经历了一个不敢想象——受宠若惊——感觉真好——不忍放手——决不放手的历程，由一个权势的边缘人渐渐变成权势的享受者和霸占者。她对真实身份的一遮再遮，连项南金都一语中的地道出她的心头之痛：“若言已作朝廷相，自然是，不肯重新扮女孩”，(注：「清」陈端生《再生缘》，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第767页。)更别提映雪、少华对她的猜忌了。而知女莫如母的孟夫人更是一针见血地说：“父母丈夫都不认，贪图这，高官厚禄立朝纲”。(注：「清」陈端生《再生缘》，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第755页。)而她自己也从不否认，一句“一介武夫怎稀罕，荣华赖我女英豪”，(注：「清」陈端生《再生缘》，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4页。)赤裸裸地体现出她的自我膨胀。

研究发现，女性的成就动机并不低于男性，只是表现的领域不同。男性追求传统男性化职业上的成功，而女性则追求传统女性化职业的完善”。(注：葛鲁嘉、刘翔平《女性心理学》，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无庸置疑，用“女性是形成的”这一观点看，这种领域同样戴着社会化的面具。而当孟丽君卸下了这种负累之后，她的成就欲、权力欲，已与男性毫无两样了。人对自由的追求，人对卓越的追求，说到底都是一种优越感的驱使和对权势的向往，这可以说是一种恶，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掌握了权势的人一方面释放出人格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也扼杀了其他的弱小力量。任何社会变革中，权势者总是处在保守立场而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帝王换代时，常会出现残忍的父子或兄弟相残。对于孟丽君，她同样深藏着这种绝对的“不甘心”、“不愿意”，她虽然没有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疯狂，但她已有这种意识。从文本中看，孟丽君已是接近于武则天、慈禧太后一级的人物。人性相通，男人以事业为重是一种权欲，而女人以爱情为重不是因为她没有权欲，而只是被剥夺了机会。当孟丽君幸运地抓住了这种机会时，她已是男人的同类。封建社会中，女人是男人的奴隶，而男人是“事业”的奴隶，孟丽君在避免成为男人的奴隶时，她是否正滑向“事业”的陷阱？

这种结局是出乎陈端生意料之外的，一个18岁的没有品尝过权势滋味的少女是无法理解，也无力把握的。在脱稿了的文本中，孟丽君独自体验着权势的淫威，这是人类的另一种悲剧；或许，也是人类最深沉的悲剧，并且永远摆脱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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