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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程车将我载去医院时，穿过了一片矮矮的柠檬树林，八月底阳光正好，未结果的树木望过去是一片整齐油亮的绿色。大概佛罗里达的阳光永远是这么好。去年我全家来迈阿密度假，原本打算搭游轮在海上过圣诞节，但我的妹妹凯瑟琳和母亲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大吵一架，赌气躲在房间里不肯去，于是我说留下来陪她，让我父母去坐游轮。也许这会让他们想起他们初识时，在一架从伦敦到纽约的飞机上，那时我父亲正在和前妻离婚，我的母亲，薇萝妮卡的出现使得一切无可挽回。对于我父母的婚姻，人们至今还有些闲话，但不可能凡事都时机正好。我认为他们是很好的一对，这使得我一直相信我父亲并不讨厌我，只是要求过于严苛。毕竟你很难既爱一个女人，又讨厌她和你的儿子。
而凯瑟琳和我的关系也一般。那几天过得相当无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一起做的，她去逛街，我留在房间里看书。圣诞夜我们吃了晚餐，坐在一起无话可谈，找了副纸牌打了几局，她就回房睡觉了。在我小时候是很喜欢这个妹妹的，但她从来不喜欢我，好像我夺走太多父母的关心似的，或者比起她，我根本不想一个威尔森家人。我常觉得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时，我像个外人。我曾以为这是青春期时过度的敏感，而现在发觉他们和我的确不是一类人。我和温妮是一样的，她说过一家里只有尼尔懂她的心。于我也是如此，于是我和那几位威尔森交流起来总是很困难。
但当下我也无心去回忆太多，我到了比斯坎湾附近的那家疗养院，报上迪梅克·格雷格的名字，护士领着我去娱乐室里找他。大屏幕上里正在放一部情景喜剧，病人坐了三排，还有些人三三两两地坐在窗边或者棋牌桌边，我跟着护士去找迪梅克，突然感到自己被抓住了。那是一只瘦极了又苍白的手，穿过诺福克岛松树的细密枝叶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他坐在墙边，身体几乎全遮掩在室内绿化树的阴影里，绿色的眼睛淡得几乎透明，渗人地盯着我，“我听见你再叫我的名字。”
我站稳了回望他。他的目光好像灰尘似地从我身上抖落。我知道我在娱乐室里一直保持着安静。这是一个怪异的时刻，我感到些许慌张，之后又恢复平静。好像自此我接受了一些我不能理解的存在，视之理所当然，从未试图追问究竟。
“这位是迪梅克·格雷格先生。”护士告诉我。
我向她道谢，“请给我们一些时间谈谈。”
在我的目光中，她转身离去。我在迪梅克身边坐下，他却像个吉普赛人似地闭上眼睛，一根手指竖起来，“别说话，我不喜欢用声音交谈。虽然你的声音挺好听，像是嚼碎了冰块呼出的冷气，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声音。”
我并不是不喜欢这个比喻，但是维布·格雷格比他这位亲戚礼貌太多。“没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维布？是不是这个名字？”他见我点头，又继续说，“我在这儿住了有四十年，比我在外边的日子还长，过得时好时坏，他以后也差不太远吧。”
“我没有你要的答案，不过我有别的答案。”他又抓住了我的手腕，顺着我的手臂一直到我的脖子，握得很紧，我的颈部动脉在他手中跳动。但我并不感到恐惧，他太虚弱了，而我能在橄榄球场上甩掉截锋，和对手球员暴力地肢体碰撞，冲进达阵区里。
我并不打算走，这些日子里我无事可做，而此刻听他老年人式的闲谈，竟然成了很重要的一项大事。“我们本来不叫格雷格，你知道吗，是格泽戈扎斯基。我们原本是波兰人，在比亚韦斯托克附近的山区村子里，全村有两三百人。那儿偏僻极了，没谁会来，但有年来了一群犹太人和我的父辈们做生意，谈起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后来几年饥荒，我的父辈们就打算来美国，路上死了很多人，最后到了埃利斯岛就剩三十三人，然后我是第三十四个，我在埃利斯岛上出生，那天河上全是雾气，于是我父亲给我迪梅克这名字，雾。后来移民官给我们格雷格这个姓氏，于是我就叫迪梅克·格雷格。没过两年，德国就侵占了波兰，那时我的父辈们已经在新泽西的皮革厂里找了工作，母亲们做起了缝纫。”
又是一个关于名字的典故。我开始有点恨这个了。在我和我父亲那糟糕的关系里，我没想到我最计较的是这个。不过我现在更在意的是他的手还掐着我的脖子，虽然并没有让我感到威胁，但却很不舒服。
他松开手，恍然大悟似地说，“你是真的？我分不清，我一直学着和幻觉作斗，可是它们真的太狡猾了。去年我看见一头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的大象在我窗边，它在朝我叫唤，甩着它那条又粗又长的鼻子。起初我想，它是假的，是幻影。可后来那个声音越发地真切了，我就蒙上被子不去听，可是接着我听见了隔壁推开窗户的声音，连着楼上的几户也推开了床，他们也听见了大象。我伸手要去摸摸它热不热，是不是真的，它却避开了。于是我想，也许它真的是一头大象呢，只是它天生就没有眼睛，在动物园里也没人喜欢它，可能会被卖掉，卖给一些给巨人治病的医生肢解掉。唉，我想，它真可怜啊，它一定是逃了出来。可为什么要来找我呢。窗户是有铁栏的，我只能绕路去追它，因为我刚才没注意，并不知道它为何而来。”
我没有打断他，任由他继续说，大概没什么人会倾听他这些不着调的故事，但我却觉得这很有趣，再加上一种猜测他可能在疯言疯语中透露这种家族遗传病信息的心情，我听得非常认真。这几乎使我同情他了。“我追着它到花园里，它脚步又沉又笨拙，我知道它要去海边，但是它没有眼睛。于是我说，我带你去吧。等我走近它，我发觉它的皮肤是银色的，它在发光，草地和树木全成了银色。它让我骑在它背上，它的耳朵长出来了，越变越大，成了翅膀。随着它越升越高，空气就越来越冷，我手脚发抖，抓不紧它滑溜溜的皮肤，于是甩了下去，头撞在花园里雕像底座的脚上，那回我差点死在那儿了，它们真的太狡猾了，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身体健康，思维也很清醒，唯一困扰他的就是幻觉。有天他去餐厅里吃饭，他忽然发现餐桌全换成了牌桌，筹码是每个人的生命。最中间是一张□□，围着的是一群穿着二战军装的美国大兵，他们招手要他过去，叫他下注，但他没有筹码。于是他们拿出了他的心放在天平上称量，然后他们放下筹码，最薄的一片也会使他的心脏被压得升起。于是在恐惧中，他夺回了自己的心脏，不顾所有人的阻拦，跳出了窗外。还好，餐厅只是在第一层。
他和我讲了好多幻觉。有一则我觉得是真的，他说他有时下午在四楼做检查时，会从窗户眺望到对面街上校车经过，有个小女孩下车，她的妈妈来接她，给她红色包装的牛奶。他说，幻影太狡猾了，它总是要弄得很真，好让他从窗户那儿跳出去。
在很多年后，维布和我在埃德温的林场里散步，他说起了自己的幻觉，我忽然明白了。他们的天赋赋予他们不同常人的能力，同时他们异常的思维方式，他们太容易洞察他人，理解方式也太特别。也许那些狡猾的幻影，是他们所见过的人与事在他们心灵中的投影，他们真正地理解了他人的内心，因而他人也在他们内心中生出形象，难辨真假。于是我有些好奇自己在他心里的形象，会是一股上升着渐而燃着的氢气，还是一条尾巴长得像蟒蛇的人鱼。
说了关于幻觉的长篇大论，他也有些累了，我去给他倒了杯热红茶，他捧在手里又说：“所以，维布他的父母，上帝保佑他们的灵魂，一定是给这些幻影害死的。它们是我们家族终生的敌人，最厉害的对手，我从没听说过谁能打败它们的。也许有吧，可打败了幻影的人，又被其他东西打败了。没谁能总是赢，是不是？”
对啊，不疯狂致死，也有疾病和别的灾难紧紧地跟在你们身后。我忍不住叹气，我不知道维布为什么要受这种诅咒。而我又立即想起那段话，维布可能会对我说：“起先我的家族在那小村子里住了几百年，全是近亲，一代代通婚出了遗传病。后来我父母在美国也没有找别人结婚，于是我和他们一样。”
他又不能责怪他的先祖。而我为他叹息，也没意义。我问他：“其他人呢？”
我觉得我好像打破了规则。事实上，我相信他能读懂我的内心，但是我不开口去问，给予他一种不作答的自由。但现在不同了。他用那双淡绿的眼睛注视着我，让我差点以为他其实是盲的。“他们死了，他们全发了疯。只剩下我在这里。”
他说完起身，我跟着他走到一张棋牌桌前。我们相对坐下，他洗了牌，和我玩□□的单挑。没有荷官，我们自己拿牌。先是两张两张底牌，我看牌时，听见他说：“黑桃三，黑桃五。”
的确如此。我们没什么好下注的，于是就开始第二轮发牌。他又说：“方块七，遗憾。”
我们拿到第五轮才停下。我飞快地扫了一眼牌，在他说出来之前，就把一副三条放下。而他的却是两对。有时你明白是没有用的，你得有点运气。他拿着那两副牌，慢悠悠地看了几遍，才把它们收好，将牌放回盒子里。“我讨厌用语言交流，在那个村子里，人们都不说话，他们只用纸笔记录事情，外人来了，他们就这样和外人交谈。没有语言，才是真正的交流。那个想知道人类最初语言的普鲁士国王，他用那些婴儿做实验，他们一出生就没有任何人与他们说话。但是他应该明白，人类最初没有语言。”
“的确不是拉丁语、不是希伯来语也不是希腊语，但是那些婴儿都死了。没有语言，他们全死了。”
“噢，雄辩家！”他做了一个戏剧化的生气表情。
可是我刚才赢了，我认为我可以再无礼一点，“那么为什么格雷格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已经在波兰生活了这么久，美国还没有糟到这种地步吧。”
“我的母亲说过，在村子里人们三十几岁就会发疯，于是男人躲进屋子里，昼夜祈祷赎罪，渴望上帝把他们从幻觉中拯救出来。而女人们就喝笃斯越桔、松树根和山里雪水煮的药水，她们还要照顾田地和牲口，还有孩子。”
“上帝和药水，都是安慰而已。”
“你还真是喜欢说话。是啊，没什么可以治疗幻觉，可是我们早就习惯了和幻觉共存。只是有些好奇心重的人，找我们做了普鲁士的实验。噢，是的，他们给了很大一笔钱，然后所有人都彻底疯了。哦，你们是不是爱管这种人叫科学家？”
我只是朝他笑笑。如果说实验把他们逼疯了，对于这种不人道的科学家，我也不能开脱什么。他见我不说话，似乎心情好了些，“维布去年来见过我一次，问了我些关于他父母的事情。但我也不太了解他们，实验时他们还小，没有参加。可是他们最终还是输给了老对手。至于我呢，我母亲在我很小时就教我如何与幻影相处。她说当年她要跟我父亲来美国，我外祖母是不答应的，说她要是敢走，就吊死在树上。有些晚上，她说外祖母坐在床边，脖子上有深深的勒痕。但她叫我不要怕，因为我们最终会被幻影包围。你知道吗，这疗养院当年就是实验室，原本只有一栋三层的房子，后来他们把地卖了，新主人盖了这家疗养院，按一条隐秘的协议，收留了所有发疯的人，只把我们当做普通的精神病人对待。但我知道，从来没有什么精神病，都是幻影。”
这天的访客时间结束。我还想问他更多，但只能留到明天了。天色还是十分明亮，我并不赶时间，搭着公交巴士沿着海岸一直去到迈阿密海滩的酒店，夏洛特提前帮我订了房间。这间酒店我大约在十年前住过一次，我听说在那儿发生过一件谋杀案，但这种不利于生意的传闻早被压了下去。陪凯瑟琳留在迈阿密的那个圣诞节，我因为无聊又去打听起它，只知道死者叫小阿尔伯特·莱特，凶手至今未被抓获，这是一桩悬案。传闻里小阿尔伯特·莱特死时面目全非，有说是被人活生生地打死的、全身没一处完好，有说是被喷了化学药剂、窒息而死，也有说是被烧死了、酒店不愿被人知道这样的安全问题就重新装修了火灾地址。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惹上这样的灾祸，他只是个服务于阿波罗计划的工程师。
我在餐厅里吃了烤石斑鱼配粗玉米粉，忽然灵光一闪，在餐厅里提供的电脑上搜索起小阿尔伯特·莱特和阿波罗计划的关系，发现他参与了一个代号为巴比伦的项目，于是又想起了夏洛特的祖父，蒂莫西·林奇教授，搜索显示他曾经呼吁过调查巴比伦项目，因为它似乎是一个空头项目，诈骗了政府大量资金，但再无下文了。
但我实在无事可做，又要了杯红酒，继续搜索小阿尔伯特·莱特。他的父亲，阿尔伯特·莱特曾是一名上校，在二战时是一名战功煊赫的飞行员，后来空军建立了，他曾担任了一些很重要的职责。接着他好像销声匿迹了一般，直到七十年代末突然因为心脏病而暴毙。我有些好奇莱特家还有没有别的人，再一搜索，阿尔伯特·莱特没有别的子女，亲人里只有一个妹妹，嫁给了纽约的温特伯恩。
温特伯恩。我想起了乔舒亚。但他一家人都在加州，他的父亲和两个兄长住在旧金山，乔舒亚由祖父抚养，在洛杉矶长大，他还有一个导演叔叔和帮祖父打理产业的姑姑。
这个姓氏并不大众，纽约的温特伯恩我很早就认识，但他们一家行事低调，我甚至没见过他们几次。他们是做军火买卖，还出了一位议员。我问过乔舒亚，他说自己也不认识他们，也许殖民时期是亲戚吧。
晚上我给夏洛特打了次电话，被转进了语音留言里。第二天中午我打算第二次拜访迪梅克·格雷格之前，再次打给夏洛特，她却用比前晚更加焦虑的声音对我说：“对不起，尼尔，我知道这都是没有结果的，我浪费了你的时间……对不起，尼尔。”我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用一种快要哭了的声音对我说：“我会告诉你的，尼尔，我一定会，但不是现在，我有更紧急的事情，对不起。”她连声道歉，挂了电话。
我感到一阵烦躁，打开电视机想看看午间新闻，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温特伯恩议员在今天凌晨被谋杀。凶手是一名退役老兵，国会授予他荣誉勋章，因为他在一次反恐活动中在重伤之下仍旧帮助小组完成任务，拯救了所有人。电视里放出他参军时的照片，背后是星条旗，他眉骨深邃、鼻梁高耸、嘴唇削薄，长相过分地冷峻凶悍，而他却像个长不大的美国男孩一样微笑着，给他因异国特色而显得古怪却又英俊得惊人的面容覆上了一层奇异的柔光。
播音员说他曾是个英雄。名叫维布·格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