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1 / 1)
一个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决定了你有没有值得别人尊敬的地方。 在对待生命问题上,中国人与印度人迥乎不同。中国人希望转生,连唐明皇和杨贵妃不也希望“生生世世为夫妻”吗?印度人则在笃信轮回转生之余,努力寻求跳出轮回的办法。以佛教而论,小乘终身苦修,目的是想达到涅槃。大乘顿悟成佛,目的也无非是想达到涅槃。涅槃者,圆融清静之谓,这个字的原意就是“终止”,终止者,跳出轮回不再转生也。 人一死就是涅槃,不用你苦苦追求。那种追求是“可怜无补费工夫”。在亿万年地球存在的期间,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这一次生命是万分难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熟悉到这一点。切不可掉以轻心。尽管人的寿夭不同,这是人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所谓“净土”,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堂、乐园,是许多宗教信徒烧香念佛,查经祷告,甚至实行苦行,折磨自己,梦寐以求想到达的地方。据说在那里可以享受天福,得到人世间万万得不到的快乐。我看了壁画上画的房子、街道、树木、花草,以及大人、小孩,林林总总,觉得十分热闹。可我觉得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只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那就是,那里的人们都是笑口常开,没有一个人愁眉苦脸,他们的日子大概过得都很舒服。不像在我们人间有这样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有时候办点事,还要找后门,钻空子。在他们的商店里——净土里面还实行市场经济吗?他们还用得着商店吗?——售货员大概都很和气,不给人白眼,不训斥“上帝”,不扎堆闲侃,不给人钉子碰。这样的天堂乐园,我也真是心向往之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使我最为吃惊或者羡慕的,还是他们对待要死的人的态度。那里的人,大概同人世间的猫们差不多,能预先知道自己寿终的时刻。到了此时,要死的老嬷嬷或者老头,健步如飞地走在前面,身后簇拥着自己的子子孙孙、至亲好友,个个喜笑颜开,全无悲戚的神态,仿佛是去参加什么喜事一般,一直把老人送进坟墓。后事如何,壁画不是电影,是不能动的。然而画到这个程度,以后的事尽在不言中,假如一定要画上填土封坟,反而似乎是多此一举了。我觉得,净土中的人们给我们人类争了光。他们这一手比猫们又漂亮多了。知道必死,而又兴高采烈,多么豁达!多么聪明!猫们能做得到吗?这证实,净土里的人们真正参透了人生奥秘,真正参透了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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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我这个三“不”主义,轻易招误会,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一下。我并不绝对反对适当的体育锻炼,但不要过头。一个假如天天望长寿如大旱之望云霓,而又绝对相信体育锻炼,则此人心态恐怕有点失常,反不如顺其自然为佳。至于不挑食,其心态与上面相似。我个人认为,第三点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有这样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长寿?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我决不反对一个人对自己本能的爱。应该把这种爱引向正确的方向。假如它引向自命不凡,引向自命“天才”,引向傲慢,则会损己而不利人。我害怕的就是这样的“天才”。 家庭是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在这里,人们主要祈求的就是温馨。 在任何时代,人生都是一场搏斗,搏斗就难免惊涛骇浪。在这样的浪涛中,有胜利者,当然也有失败者。在整个社会中,家庭对这样的浪涛来说,就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胜利者回到这个避风港中,在温馨的气氛中,细细品味这胜利的甜蜜;失败者回到这个避风港中,追忆和分析失败的教训,家庭的温馨会增强他的斗志。回忆之余,奋然而起,他又有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再回到社会中,继续拼搏,勇往直前,必须胜利在握而后止。 对世界来说,他是一个世界公民。对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国家公民。对社会来说,他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应当在道德方面不断修养和锻炼,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对世界,对国家和社会,对家庭都能尽上应尽的责任。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 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希奇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十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实,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愉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人,究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有中举前的周进和范进等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决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穷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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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头本来就讲一种生理的东西,用到人身上,就是指人要讲气节。孟子就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我们也不怕,贫贱我们也不怕,威武我们也不怕,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有我的人格,顶天立地,不管你多大的官,多么有钱,你做得不对我照样不买你的账。 当然,我们讲爱国主义要分场合,例如抗日战争里,我们中国喊爱国主义是好词,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被侵略、被压迫的。压迫别人、侵略别人、屠杀别人的“爱国主义”是假的,是军国主义、法西斯。所以我们讲爱国主义要讲两点:一是我们决不侵略别人,二是我们决不让别人侵略。这样爱国主义就与国际主义、与气节联系上了。 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古人常说,某某人一身系天下安危。陈寅恪先生《抚王静安先生》诗中有一句话:“文化神州丧一身。”而我却想说:北大一校系中国文化的安危与断续。 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我们真不能想象今天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中华乃文章大国,北大为人文渊薮,二者实有密可分的联系,倘机缘巧遇,则北大必能成为生产文学家的摇篮。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最近几十年来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北大人灿若列星。 但愿你们永不忘记这一场燕园梦,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北大人,一个值得骄傲的北大人,这个名称会带给你们漂亮的回忆,带给你们无量的勇气,带给你们奇妙的聪明,带给你们悠远的憧憬。有了这些东西,你们就会自强不息,无往不利,不会虚度此生。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