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1 / 1）

这是因为，我在个人的生活中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和事，那就是很多人在“利己”的时候，并没有“损人”的主观意愿，或者说他（她）们在做“利己”之事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样做会有“损人”的后果发生，甚至他（她）们对可能或已出现的“损人”的客观发生真的是一直无知无觉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简单地把他（她）们一概当坏人而论呢？当就这个问题再做更深一步思考的时后，自己忽然觉得就更加迷惑了：“利己”和“损人”原来是那么的相伴相生，几乎不可能单独存在。于是感到害怕，于是搜肠刮肚地想找出一件 “利己”而不“损人”的事来，竟真的一件都找不出！比如你去购物，你花自己的钱购什么购多购少本是你自己的事，但“物”总是有限的，你购得之后就一定会有人“购不得”，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损人”呢？这样想，按季先生的界定就岂不是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吗，于是更加害怕，觉得自己也可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坏人”了。 至于对季先生的“干损人又不利已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的结论，我却觉得“坏人”也是人，所以坏人之坏就就在于其心怀一切皆要“利己”之念而为此“损人”也在所不惜，而一个连“利己”之念都没有的人，就算他再“损人“，也不能用好人坏人的评价标准去评价他（她）了，我觉得这已经由一个道德评价问题而转化成了医学问题了，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病情估盼，不在社会道德层面，而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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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想就季先生有关对九十年来新诗也就是季先生所说的“白话诗”的发展的“全面”否定保留一点自己的看法。据我所知，季先生早年就喜欢"纯诗"，喜欢法国诗人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的作品。也曾有人说季先生早年自己也曾写过“白话诗”，而与季先生从四十年代就开始是同事的金克木先生就正是一位大学者和大诗人。而季先生之所以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是因为“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而季先生对朦胧诗的评价则是“我总怀疑这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在此，我不敢妄断这是由于季先生虽学贯中西但仍对中国新诗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新诗关注与阅读有限所导致的“误判”，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假如说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还有什么不“乏善可陈”之处的话，那就是新诗所获得的巨大的突破性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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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国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 对于人类的前途，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人类大同之域决不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假如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人活得太久了，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净。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条定理：年龄大小与处境坎坷同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成正比。年龄越大，处境越坎坷，则对世态炎凉感受越深刻。反之，年龄越小，处境越顺利，则感受越肤浅。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非凡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二者之间成正比。 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 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色”，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答应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总之，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把握分寸，注重东西。在东方谦虚涵盖的范围广，不能施之于西方，此不可不注重者。然而，不管东方或西方，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 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功夫。 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于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我认为，应当惧怕而惧怕者是正常的；应当惧怕而不惧怕者是英雄。我们平常所说的从容镇静、处变不惊，就是指的这个。不应当惧怕而惧怕者是孱头。不应当惧怕而不惧怕者也是正常的。 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千万干不得。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来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已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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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像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在这一场搏斗中，假如没有朋友，则形单影只，鲜有不失败者。假如有了朋友，则众志成城，鲜有不胜利者。 我觉得，碰到一件事，决不能不思而行，鲁莽行动。记得当年在德国时，法西斯统治正如火如荼。一些盲目崇拜希特勒的人，经常使用一个词儿Darauf-galngertum，意思是“说干就干，不必思考”。这是法西斯的做法，我们必须果断扬弃。遇事必须深思熟虑。先考虑可行性，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然后再考虑不可行性，也是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正反两面仔细考虑完以后，就必须加以比较，做出决定，立即行动。假如你考虑正面，又考虑反面之后，再回头来考虑正面，又再考虑反面；那么，如此循环往复，终无宁日，最终成为考虑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所以，我赞成孔子的“再，斯可矣”。 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古人说：“食、色，性也。”爱情，非凡是结婚，总是同“色”相联系的。家喻户晓的《西厢记》歌颂张生和莺莺的爱情，高潮竟是一幕“酬简”，也就是“以身相许”。个中消息，很值得我们参悟。 从前西湖有一座月老祠，有一副对联是天下闻名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多么质朴，多么有人情味!只有对某些人来说，“前生”和“姻缘”显得有点渺茫和神秘。可是，假如每一对夫妇都回想一下你们当初相爱和结婚的过程的话，你能否定月老祠的这一副对联吗？ 平心而论，人老了，不能说是什么好事，老态龙钟，惹人厌恶；但也不能说是什么坏事。人一老，经验丰富，识多见广。他们的经验，有时会对个人甚至对国家是有些用处的。但是，这种用处是必须经过事实证实的，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有用处，是不会取信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