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1 / 1）

他面对着的是一位技法拙劣的棋手，因此可以从容谈兵潇洒取胜。邓小平给世界的最深印象却是一种负重感。或许整个民族仍是乐观的，但那时因为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和风险。

邓曾几次想把责任交付给较年轻一代领导人，但胡耀邦、赵紫阳的相继失败不仅使这种交接显得格外艰难，而且一步步揭示了这份责任的沉重性。继任者必须谨小慎微地几乎是痛苦地带领整个民族前行。历史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不犯错误，然而出现任何差错和失误，自己都将承受历史的重责。这是一份绝不令人羡慕的工作。

西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曾设想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与邓之间即完成权力交接，中国的情况将与现在完全不同。事实上在文革前不久毛与邓之间确曾发生过一次言词激烈的个人冲突。在一次研究制订农村工作政策的会议之前，邓利用自己担任总书记的职权，试图阻止毛泽东参与其事。毛愤怒地提出了抗议。他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作为公民和党员，我都拥有发言权。

按照中共党史权威的解释，邓当时完全是善意，而毛对于权力过于敏感。但无论如何，邓小平当时既没有抢班夺权的欲望，历史也没有做出类似的安排。历史知识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性：完整的毛泽东和完整的邓小平。如果没有后来的文化革命，毛泽东将是不完整的；而没有经过磨难的邓小平，也不会是现在的邓小平。

历史为一对中国人厚爱的地方，是将完整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留给了他们。这或许是这个民族的最大的机遇。

抓住机遇，就是永远也不要离开毛泽东和邓小平。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六章 中国与国际社会

----------------------

内容提要：世界冷战格局终结以后，下一个危险源在哪里？ 对人类命运构成威胁的国家具有的四个条件。 只有中国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但它是世界安全体系的敌国吗？判断一个国家的现状并把握它的走向的方法。 对中国的前途做出理性分析。

一

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的相继瓦解，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冷战格局终于结束了。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８．１９”未遂政变被粉碎为标志，世界翻过了历史的另一页。

冷战就像一场恶梦，梦醒之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倒它的可怕。人类几乎是在自我毁灭的悬崖上蒙着双眼走了那么长的一段途程，而且是一路高歌，昂首阔步、彼此撕扯而对足下的深渊浑然无觉。只是到了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寻找自己的足迹时才被惊出一身冷汗，人类竟是凭借着无数个偶然巧合、仰赖一个又一个奇迹才是自己幸免于难的吗？我们在惊叹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顽强神奇的同时，也对造物主的恶意幽默惶悚不已，它究竟还要几次再造人类，让他们在震骇中庆祝自己的再生呢？万一这个家伙玩失了手呢？

侥幸不死之后是更大的惶恐，历尽劫波之后人类已全然没有了兄弟之情，彼此之间再也不存在信任。惊魂未定的我们在频繁后顾的同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驻足前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旅途上，它的前方是一片坦途呢还是早已布下另一个致死的泥潭？或许，我们只能在安全岛上喘息片刻，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更大的诱惑、奸诈和风险？人类已经走上了另一次坠毁的边缘？

人类已经不再信人，也不再自信，每一步前行的脚步没有踏空，都使人疑惧丛生，深信自己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正在一步步地走进既设的圈套中。问题是，下一次毁灭到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希冀神灵的庇护和侥幸再一次降临吗？

我们不得不环顾自己的周围，心事重重，疑神疑鬼，在这许多的同行者当中，谁是那个伪装成信徒的犹大，他将在我们面临深渊时狠狠地踏上一脚，使我们飘然坠落，再也无法生还？谁是那个害群之马？野心勃勃，倔犟粗蛮，为了自己的私利和某种虚幻的理念而胡踢乱咬，扭住我们撕打，从而使人类同归于尽、集体自杀？

世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集体安全的基本概念就是尽早发现这个潜在的命运死敌，在它最终有力量做出危害性举动之前把它扼杀掉。

可疑者的名单是长长的一列，如果我们认定联合国安理会是公正的，它没有屈服于强权者的意志（事实上，美国人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联合国的事例比比皆是，且这种局面以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或者说，几乎已构成了联合国的历史。）那么这份名单上已开列出下列国家的名字。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古巴、北朝鲜、塞尔维亚、红色高棉……。潜在的名单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赤贫国家。

这个名单远不是公正的，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反映了强者的意愿和好恶，联合国的“大多数”通常屈从于强者和富者。如果有上列各国组成“安理会”，那么开列出的名单上的第一个国名将是美国。

问题在于，强者和大多数是否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如果我们放弃虚伪的自尊，理智地理解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认为强国和富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合理性、政治上的先进性因而才富强的，这种榜样性不正是光明和未来的代表吗？人类各民族不都是企望着富足和强盛吗？

事实并非如此，强国往往是世界性危机的起源。特别是当一个强国处于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时，它所表现出的惰性、自私、愚昧、疯狂以及企图拉住世界前行脚步的阴暗心理和无理行为，正式世界最黑暗最反动的力量的根源，战争往往由此而起。说到这里我们将提及苏联帝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戈尔巴乔夫先生。人类将永远赞颂他，为他祝福。当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军事帝国行将崩溃的时刻，他为自己选择了屈辱，但是为世界选择了和平。

同样，弱国或贫困国家也不必然具有理性。伴随贫困的往往是孤独、极端、虚妄和铤而走险的思维方式。国家贫弱，不正是政治落后、经济不合理造成的吗？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去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经对全球安全构成了威胁呢？这个标准又按照哪些可供参照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去制订呢？

二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处在不间断的变化中。变化的结果和方向不仅影响本民族的命运，而且会极大的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因为一个国家的变化或者是引起别国变化的原因，或者是别国变化的结果。

因此，国家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往往呈现出潮流性状态。本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同时出现了德、日、意三个法西斯政权；战后及整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几乎同时出现了近四十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到了八十年代末期，这些政权纷纷易帜，又相继刮起以改革为名的资本主义政权、产权改造之风。任何一个国家的微小变化都可以找到国际潮流的影响，这说明国家或政权的脆弱性或可塑性，说明独立发展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幻想。

这一特点也使我们对世界的未来及安全前景有了乐观的理由。

但是，国家变化的这一特征也同时说明了所谓变化的虚假性，它是不稳定的、由利益取向决定的。特别适当这种变化的直接推动者是国家的当权者时，变化的方向就不必然表现为前进性。当非洲的干旱国家宣布其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你很难判断这个民族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而红色高棉占领柬埔寨时，那个民族实际上有整整两年时间陷于原始的宗教性野蛮之中。

从来的统治者都是改革家，或者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即使是复古也往往在改革的旗号下进行。但是，从来的这些权威改革家推动的改革都是盲目的，某些重大灾难甚至正是由这些改革引发的。毛泽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他领导的中国的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在１９６６年，当他一相情愿地企图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进行彻底改造，推动中国社会进行更理想的改革更新时，他使他深爱着的民族蒙受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劫难，从而使这个伟人的形象受到了大大的贬损。

改革会引发灾难，除了因为它是受国际潮流左右，带有盲目性，以及是当权者推动带有主观色彩这两个原因以外，更可怕的原因是它的群众性。一般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这部分群众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因为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愿望，所以是社会变化的天然拥护者。因此，这种由大多数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主体对社会变化有两个基本要求或倾向：一是要求社会变化合乎理想；一是急功近利，急于看到成果。一旦上述两个要求没有达到时，统治者与下层社会成员的改革同盟即有动摇瓦解的风险。所以，统治者往往为取媚于社会而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口号，这些假想目标进一步刺激民众的理想狂热，因因相循，使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更新发生恶变。